我们已经看到,在某种意义上,芬兰人几乎是超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是个福利国家。他们具有高语境的同质性,沉默寡言,坦白可靠,喜欢豪饮,爱吃咸味甘草。罗曼·沙茨说:“他们维系着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惊人地多元,惊人地自由—一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加入任何一个少数派,不管涉及性、政治还是宗教,人们都不会干涉你。言论自由是100%的:谁也不会因为说了什么话而惹上麻烦。这是真正开放的文化。”一切都很斯堪的纳维亚。不过,俄罗斯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始终不
容低估。近些年来,芬兰越来越多地把目光转向波罗的海对岸的爱沙尼亚,向欧盟寻求贸易、友谊和廉价的烈酒。

我从几个芬兰人那里听到过类似的说法—即瑞典人有点像纨绔子弟,忸怩着不肯把自己的手弄脏;它怂恿芬兰人去狠揍俄罗斯人,自己却在波的尼亚湾的另一侧扇着花边手帕。几位芬兰男士用“同性恋”这个词向我描述他们的瑞典同事。我们会看到,在“二战”期间以及“二战”以后,瑞典严守中立,并凭借这一立场获益甚多。

“在芬兰,瑞典人,至少瑞典男人通常被认为是同性恋,”罗曼·沙茨说,“瑞典人性情温柔,脸色苍白,他们的鸟上不长毛。瑞典人当兵,不用剃掉头发。他们可以领到发套,把头发罩起来!”我查了一下这条信息的真伪,惊讶地发现,居然确有其事:1971年,瑞典军队订购了50000只发套,以便让土兵们把当时流行的长刘海罩起来。

芬兰音乐家让·西贝柳斯以连续三四天纵情豪饮而闻名。芬兰前总理阿赫蒂·卡尔亚莱宁是著名的酒鬼,曾因酒驾被捕,后来因酗酒解除公职。这种狂饮烂醉的文化也催生了该国继手机与木材之后一种主要的出口商品,即死亡金属乐队。在一级方程式赛车中,芬兰赛车手一贯享有酒量大的名声。我好像想起来,有个人曾经被判犯下了世间独一无的罪行,“醉酒驾船”。爱沙尼亚位于波罗的海南岸。时至今日,当来自赫尔辛基的渡船抵达爱沙尼亚港口,成百上千饥渴的芬兰人上岸,开怀畅饮爱沙尼亚价格低廉的烈酒时,爱沙尼亚人还会把自己的孩子从门前的台阶上一把抱起,赶紧逃命。

说句题外话:我们看到,斯堪的纳维亚人不太喜欢闲聊,但他们却有一些神秘的非语言沟通方式,这些非语言信号就像蝙蝠发出的高频声波,我们其他人几乎听不到。这种沟通的载体就是他们那些貌似无关紧要的无声语气,我也是刚刚才开始学着破解。最常用的就是突然短促地吸一口气,伴之以轻声咕哝,这表示同意,类似于“是的,可是”的意思。对于有些丹麦人,这样的信号非常明显。我最初看到丹麦人对我的话作出如此反应时,吃惊不小,以为我与之说话的对象是不是突然之间身体有什么不适。理查德·刘易斯描述了芬兰人的版本,芬兰人是叹气,几乎不出声的哼哼和愉快的嘟囔”。每个种族和每一种语言都有此类非语言信号,用“嗯—唔”表示肯定,用“嗯?”表示疑问,还有其他一些语音语调,而斯堪的纳维亚人似乎把这些信号变成了主要的沟通方式。

不过,斯堪的纳维亚的腼腆有很多层次。在“长途飞行中遇到这样的邻座非常好,晚宴上遇到这样的邻座则不太好”这个范畴,芬兰人拔得头筹,他们几乎像一言不发的舞伴;其次是瑞典人,瑞典人和芬兰人一样,也不爱说话;再其次是挪威入和冰岛人。丹麦人在这个范畴可以算作正常的人类。也许因为丹麦人有做贸易的传统,离欧洲大陆更近,所以他们对闲聊应对自如—“要 hygge呀”的法则在起作用。因此,斯堪的纳维亚的其他几国无不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丹麦人—丹麦
人是北欧地区伶牙俐齿、多嘴多舌的异类。“他们有点南方血统。”一个挪威人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在真正去过丹麦的人看来,把丹麦人描述成类似于拉丁人的性格——花言巧语,喜欢热闹,违反规则,无所顾忌,标新立异,见多识广——似乎有点牵强附会,不着边际。萍水相逢的丹麦人给我的感觉很像德国人,只是家具更好一点。如今我已经在他们中间及几个北欧邻国生活过一段时间,我能理解丹麦人为什么给它的几个北方邻国留下这样的印象。与芬兰人或者瑞典人相比,丹麦人堪比拉斯维加斯的卡莱歌舞表演主持人了。

芬兰人的少言寡语在自己人中间或许行得通,如果出门在外,或者必须与外国人合作时,就会出现问题。尤其是男人,可能会显得太唐突,太直接,有时候达到粗鲁无礼的地步。他们发现,让他们参与社交润滑剂一般的闲聊是一项格外艰难的挑战;如果肯花心思,连挪威人也能做到,芬兰人却无所适从。

“芬兰人不相信多话的人。如果你一次说话超过四五分钟,他们就怀疑你是不是想掩饰什么。”旅居芬兰的美国学者理查德·D刘易斯写道。他补充说明,芬兰人属于一种反应性或者倾听的文化,通常不会主动发起谈话,而是喜欢观察和等待,在开口之前先观察事态如何发展。刘易斯承认,这其中有历史的,也有地理的影响:“气候严寒,又夹在瑞典和俄罗斯这两个大佬之间,芬兰人没有受到鼓励主动开口,除非让他们说话,他们才开口。”

芬兰的气候和地形必然对芬兰国民性的形成产生了作用,不过,芬兰人的寡言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能与他们的同质性有关。芬兰的种族多样性很小(只有25%的人口是移民,它的邻国瑞典则占到了三分之一以上)所以,倘若你要破解芬兰社会,根据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T霍尔( award T.Hall)提出的著名的高语境/低语境理论,芬兰应当被认为是典型的高语境文化—一也许是全世界最高语境的文化之一。

根据霍尔的理论,“高语境”文化是指人们具有相同的期待、体验、背景乃至基因。在这种文化中,人与人之间语言沟通的需求较少因为他们非常了解彼此,也知道各自通常情况下应当如何行为举止。在高语境文化中,话语具有更高的意义,但是对话语的需要减少。在低语境文化中,比如伦敦,不同的民族、种族和宗教成百上千,为了让别人明白自己的意思,有必要进行更多的语言沟通。人们的共同点较少时,心照不宣的默契就少,就有更多的空白需要填充。

“芬兰男人的少言寡语给外国人留下深刻印象。”旅居芬兰的美国学者理查德·D刘易斯在他的著作《芬兰:文化上的独狼》( Finland,Cultural Lone wolf)中写道。芬兰人不喜欢八卦,不喜欢不相干的闲聊。刘易斯坚决赞同地理决定论,他认为,芬兰的气候和环境直接造就了芬兰的国民性格:“低温让人们必须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在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中,人们不会在大街上闲逛……在赫尔辛基的东风中,像美国人那样绽放一个大大的笑脸,会让你的门牙生疼。”

芬兰的气候和地形必然对芬兰国民性的形成产生了作用，不过，芬兰人的寡言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能与他们的同质性有关。芬兰的种族多样性很小(只有2.5%的人口是移民, 它的邻国瑞典则占到了三分之一以上)。所以，倘若你要破解芬兰社会，根据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T.霍尔( Edward t.Hall)提出的著名的高语境/低语境理论，芬兰应当被认为是典型的高语境文化——也许是全世界最高语境的文化之一。

根据霍尔的理论，“高语境”文化是指人们具有相同的期待、体验、背景乃至基因。在这种文化中，人与人之间语言沟通的需求较少，因为他们非常了解彼此，也知道各自通常情况下应当如何行为举止。在高语境文化中，话语具有更高的意义，但是对话语的需要减少。在低语境文化中，比如伦敦，不同的民族、种族和宗教成百上千，为了让别人明白自己的意思，有必要进行更多的语言沟通。人们的共同点较少时，心照不宣的默契就少，就有更多的空白需要填充。

芬兰过度饮酒的后果正日益引起关注。酒精如今已经成为芬兰男性死亡的首要原因，是女性死亡的第二大原因。

研究表明，芬兰人体内单胺氧化酶A（与酒精消费和冲动暴力有关）的水平比其他人高，貌似这种酶与酒精不相适应；醉酒状态似乎会触发某些芬兰人身上的尚武精神，让他们更喜欢对人拳脚相加。

两个芬兰人哈努和雅各在街上相遇了。哈努对雅各说：“想喝一杯吗？”雅各点点头，于是他们就去了哈努家。两个人默默地喝了一瓶伏特加。哈努打开第二瓶的时候，问雅各，“你过的怎么样？”雅各很不耐烦地回答说，“哎，我们来这儿，不是为了喝酒的吗？”

大街上一个陌生人对芬兰人微笑，这个芬兰人多半会认为：
1）他喝醉了
2）他神志不正常
3）他是个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