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看到,在某种意义上,芬兰人几乎是超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是个福利国家。他们具有高语境的同质性,沉默寡言,坦白可靠,喜欢豪饮,爱吃咸味甘草。罗曼·沙茨说:“他们维系着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惊人地多元,惊人地自由—一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加入任何一个少数派,不管涉及性、政治还是宗教,人们都不会干涉你。言论自由是100%的:谁也不会因为说了什么话而惹上麻烦。这是真正开放的文化。”一切都很斯堪的纳维亚。不过,俄罗斯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始终不
容低估。近些年来,芬兰越来越多地把目光转向波罗的海对岸的爱沙尼亚,向欧盟寻求贸易、友谊和廉价的烈酒。

我从几个芬兰人那里听到过类似的说法—即瑞典人有点像纨绔子弟,忸怩着不肯把自己的手弄脏;它怂恿芬兰人去狠揍俄罗斯人,自己却在波的尼亚湾的另一侧扇着花边手帕。几位芬兰男士用“同性恋”这个词向我描述他们的瑞典同事。我们会看到,在“二战”期间以及“二战”以后,瑞典严守中立,并凭借这一立场获益甚多。

“在芬兰,瑞典人,至少瑞典男人通常被认为是同性恋,”罗曼·沙茨说,“瑞典人性情温柔,脸色苍白,他们的鸟上不长毛。瑞典人当兵,不用剃掉头发。他们可以领到发套,把头发罩起来!”我查了一下这条信息的真伪,惊讶地发现,居然确有其事:1971年,瑞典军队订购了50000只发套,以便让土兵们把当时流行的长刘海罩起来。

芬兰音乐家让·西贝柳斯以连续三四天纵情豪饮而闻名。芬兰前总理阿赫蒂·卡尔亚莱宁是著名的酒鬼,曾因酒驾被捕,后来因酗酒解除公职。这种狂饮烂醉的文化也催生了该国继手机与木材之后一种主要的出口商品,即死亡金属乐队。在一级方程式赛车中,芬兰赛车手一贯享有酒量大的名声。我好像想起来,有个人曾经被判犯下了世间独一无的罪行,“醉酒驾船”。爱沙尼亚位于波罗的海南岸。时至今日,当来自赫尔辛基的渡船抵达爱沙尼亚港口,成百上千饥渴的芬兰人上岸,开怀畅饮爱沙尼亚价格低廉的烈酒时,爱沙尼亚人还会把自己的孩子从门前的台阶上一把抱起,赶紧逃命。

说句题外话:我们看到,斯堪的纳维亚人不太喜欢闲聊,但他们却有一些神秘的非语言沟通方式,这些非语言信号就像蝙蝠发出的高频声波,我们其他人几乎听不到。这种沟通的载体就是他们那些貌似无关紧要的无声语气,我也是刚刚才开始学着破解。最常用的就是突然短促地吸一口气,伴之以轻声咕哝,这表示同意,类似于“是的,可是”的意思。对于有些丹麦人,这样的信号非常明显。我最初看到丹麦人对我的话作出如此反应时,吃惊不小,以为我与之说话的对象是不是突然之间身体有什么不适。理查德·刘易斯描述了芬兰人的版本,芬兰人是叹气,几乎不出声的哼哼和愉快的嘟囔”。每个种族和每一种语言都有此类非语言信号,用“嗯—唔”表示肯定,用“嗯?”表示疑问,还有其他一些语音语调,而斯堪的纳维亚人似乎把这些信号变成了主要的沟通方式。

不过,斯堪的纳维亚的腼腆有很多层次。在“长途飞行中遇到这样的邻座非常好,晚宴上遇到这样的邻座则不太好”这个范畴,芬兰人拔得头筹,他们几乎像一言不发的舞伴;其次是瑞典人,瑞典人和芬兰人一样,也不爱说话;再其次是挪威入和冰岛人。丹麦人在这个范畴可以算作正常的人类。也许因为丹麦人有做贸易的传统,离欧洲大陆更近,所以他们对闲聊应对自如—“要 hygge呀”的法则在起作用。因此,斯堪的纳维亚的其他几国无不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丹麦人—丹麦
人是北欧地区伶牙俐齿、多嘴多舌的异类。“他们有点南方血统。”一个挪威人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在真正去过丹麦的人看来,把丹麦人描述成类似于拉丁人的性格——花言巧语,喜欢热闹,违反规则,无所顾忌,标新立异,见多识广——似乎有点牵强附会,不着边际。萍水相逢的丹麦人给我的感觉很像德国人,只是家具更好一点。如今我已经在他们中间及几个北欧邻国生活过一段时间,我能理解丹麦人为什么给它的几个北方邻国留下这样的印象。与芬兰人或者瑞典人相比,丹麦人堪比拉斯维加斯的卡莱歌舞表演主持人了。

芬兰人的少言寡语在自己人中间或许行得通,如果出门在外,或者必须与外国人合作时,就会出现问题。尤其是男人,可能会显得太唐突,太直接,有时候达到粗鲁无礼的地步。他们发现,让他们参与社交润滑剂一般的闲聊是一项格外艰难的挑战;如果肯花心思,连挪威人也能做到,芬兰人却无所适从。

“芬兰人不相信多话的人。如果你一次说话超过四五分钟,他们就怀疑你是不是想掩饰什么。”旅居芬兰的美国学者理查德·D刘易斯写道。他补充说明,芬兰人属于一种反应性或者倾听的文化,通常不会主动发起谈话,而是喜欢观察和等待,在开口之前先观察事态如何发展。刘易斯承认,这其中有历史的,也有地理的影响:“气候严寒,又夹在瑞典和俄罗斯这两个大佬之间,芬兰人没有受到鼓励主动开口,除非让他们说话,他们才开口。”

芬兰的气候和地形必然对芬兰国民性的形成产生了作用,不过,芬兰人的寡言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能与他们的同质性有关。芬兰的种族多样性很小(只有25%的人口是移民,它的邻国瑞典则占到了三分之一以上)所以,倘若你要破解芬兰社会,根据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T霍尔( award T.Hall)提出的著名的高语境/低语境理论,芬兰应当被认为是典型的高语境文化—一也许是全世界最高语境的文化之一。

根据霍尔的理论,“高语境”文化是指人们具有相同的期待、体验、背景乃至基因。在这种文化中,人与人之间语言沟通的需求较少因为他们非常了解彼此,也知道各自通常情况下应当如何行为举止。在高语境文化中,话语具有更高的意义,但是对话语的需要减少。在低语境文化中,比如伦敦,不同的民族、种族和宗教成百上千,为了让别人明白自己的意思,有必要进行更多的语言沟通。人们的共同点较少时,心照不宣的默契就少,就有更多的空白需要填充。

“芬兰男人的少言寡语给外国人留下深刻印象。”旅居芬兰的美国学者理查德·D刘易斯在他的著作《芬兰:文化上的独狼》( Finland,Cultural Lone wolf)中写道。芬兰人不喜欢八卦,不喜欢不相干的闲聊。刘易斯坚决赞同地理决定论,他认为,芬兰的气候和环境直接造就了芬兰的国民性格:“低温让人们必须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在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中,人们不会在大街上闲逛……在赫尔辛基的东风中,像美国人那样绽放一个大大的笑脸,会让你的门牙生疼。”

芬兰男人会再一次幸灾乐祸地指出，奶爸现象也是瑞典的女权革命留下的后遗症。俄罗斯军人挥起了军刀，瑞典士兵手里却抓着化妆包。好像瑞典男人的如此光景还不够难堪似的，在性别平等迈向更高水平的过程中，他们似乎被进一步阉割。养家糊口、保护女性的重任被剥离净尽，瑞典男人如今被阉割到了如此地步，他们居然要辛苦奋斗，以参与基本的两性互动。调情、求爱、拥抱接吻，男人追求女人，如今经成为一块政治雷区。瑞典男人受到地位提升的女同胞的恐吓，已经废掉了献殷勤、显示绅士风度的所有功夫。我还听人说，丹麦男人也样，估计挪威男人也是这种情况。我与许多丹麦妇女聊过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假定，这些可怜的人儿之所以与我交谈，是由于我是个洒脱不羁的英国男子，她们受到了我的阳刚之气磁石般的吸引)，她们说，绅士风度在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没有地位。她们的男人失去了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气概，同时也丢弃了男人在勾引艺术中的主导角色。

妇女权益是社民党发起的社会革命的一大要素，也是其经济计划成败攸关的根本所在。虽然瑞典妇女获得选举权比北欧其他国家要晚(瑞典是在1921年；芬兰人总是喜欢提醒几个“现代”的邻国，芬兰妇女早在1906年就享有选举权了)，北欧各国均可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是维护女权的楷模。不过，由于瑞典出台了大量性别平等、儿童保育和积极的差别待遇政策，后来瑞典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更为全面的提升。
若干年来，瑞典设有专门的性别平等部(前不久与教育部合并)，专门负责监督立法，消除职场中的性别歧视，让更多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且确保每一条洗涤剂广告都由男人，而不是女人提着拖把和水桶打扫卫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今日瑞典拥有全世界最为慷慨的产假津贴。法律规定，在孩子8岁以前，父母可以自行选择休产假共计16个月，在此期间领取80%的工资。有两个月的假期专门分配给新爸爸。这种假叫“奶爸假”，于1995年实行。今天，85%的瑞典爸爸休了这个假。

对于那些不幸被确诊感染HV的瑞典人来说，极权主义也不是个纯学术问题；政府一度认真地考虑过对感染HIV的瑞典人进行强制隔离。受困于极权主义的人还有很多。比如，如果你是个变性人，希望你的新性别得到认可，但是不准备绝育；瑞典目前的法律规定，变性人必须绝育，虽然欧洲委员会的裁决指出，瑞典的这条规定违反人权。如果你是一位瑞典妈妈，想留在家里亲自抚育年幼的孩子，你发现自己受到谴责，人们说你是个老古董，说你背叛了女权主义。还有，如果你觉得把超过四分之三的薪水以直接和间接税的形式交给政府(有一句名言，“瑞典人生而自由，却缴税至死”)，会打击工作积极性，你也会感觉到极权主义的枷锁存在。

六七十年代，瑞典有时打着明显带有欺骗性的旗号，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把数量庞大的儿童送入托儿所，这种做法也让它在国际上臭名远扬。瑞典的“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 Child welfare board)听起来很像奧威尔笔下《1984》中的情形。它把大量儿童送入托儿所，比例之高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媒体披露这个消息以后，记者布丽塔·桑德堡-魏特曼写道：“在这个国家，当局可以强行把儿童从父母身边夺走，阻止父母对孩子进行专门的教养。”利乐集团的女继承人西格丽德·劳辛常住英国，她还是英国文学杂志《格兰塔》( Granta)的出版商。她说，瑞典“创造了一个循规蹈矩、国家全面监控的社会”，“把太多的孩子纳入儿童保育系统”，制造了“没有快乐、平庸无奇的”学校，它还秘密地监视共产党员。她写道，瑞典是“一架压迫机器，在强大的社会准则面前，个人权利可能被迫牺牲。”

早在1922年，瑞典人就在乌普萨拉成立了种族生物研究所（Institute for racial biology）。当时的政治要人亚瑟·恩伯格写道：“我们有幸属于一个迄今为止相对未被败坏的种族，一个承载高贵和优秀品质的种族。”他接着又写道，到了该保护这个优等种族的时候。在此种观点的基础上产生了一项对“次等”种族实施绝育的计划。根据一位评论员，这项计划“仅次于纳粹德国(的计划)”。德国和瑞典怀抱同一个目标：对身材高大、金发蓝眼的种族进行纯化。1934年，瑞典加强法令，对它认为“劣等”的妇女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实施绝育，还有部分男性青少年罪犯被绝育。1945年，全世界已经意识到了纳粹杜撰优等种族的企图，就在这一年，仍有1747名瑞典人被绝育。到1947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2264人。“像佩尔·阿尔宾·汉
森……和塔格·埃兰德那样的人，怎么会纵容甚至下令发起这项悍然违背民主原则的、残酷而不公平的计划?”乌尔夫·尼尔森在他的著作《瑞典怎么了》中提出疑问。“答案很简单,”他接着写道，“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只要消灭尚未出生的次等胚胎，就能够逐渐产生一个更加洁净、更加健康的种族。”

历史学家托尼·霍尔在《斯堪的纳维亚：与巨怪为战》中写道，“瑞典的集体耻辱在缓慢积蓄—一先是没有援助芬兰人，后来又背叛挪威人，它没有奋起反抗德国人，还把部分波罗的海人送上必死无疑的道路——直到羞愧和负罪感似乎成了瑞典人良知的天然要素”。
我向历史学家亨享里克·伯格伦请教瑞典人有无战争负罪感的问题。我有个颇为离经叛道的理论是，瑞典人表面上的政治正确，尤其是他们对移民和多元化的开放态度，是这种被压抑的负罪感的表现：瑞典人认识到，他们让我们所有人失望，所以现在要尽力弥补。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次他同意我的观点。
“是的，是有战争负罪感，我认为是有的，”他说，“因为一般来说，对于具有道义感的人，他在兴旺发达以后很容易产生负罪感。如果他有盈余，别人却很匮乏，如果他信仰新教伦理，就一定会有负罪感。
“还有，如果他的发财致富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是的。如你所说，我认为战争的确加深了负罪感。我认为，瑞典人认为自己负有使命，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思是，我们向挪威人和丹麦人道了歉，但那是非常肤浅、装点门面的姿态。”
瑞典实现了普遍高水准的生活质量、令人佩服的性别和经济平等，建立起了扶弱济困的福利国家。倘若抛开“二战”不说，倘若我们忽略瑞典人在希特勒的扩张主义中所起的作用，那么，考虑到瑞典所取得的成就，即使它可能有一点偏向于极权主义，这种极权主义还是个问题吗?

“二战”期间，瑞典与纳粹广泛合作，开展贸易。权力三巨头的每个分支都从中获利丰厚。瑞典人从14世纪起就把铁卖给德国人，他们认为，没有道理停止这么做。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瑞典)看似中立，但坚定地站在纳粹边，”安德鲁·布眀写道，“瑞典志愿者前去芬兰参加与苏联的交战，德国的军队和物资获准使用瑞典的铁路系统。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瑞典继续坚守中立，依然站在胜利者一边。这一点遭到人们持久而刻骨的仇恨，尤其是挪威人。”乌尔夫·尼尔森表示同意。尼尔森描述自己的祖国至少截至1843年，一直是“德国战争工业的外延”。
正是这种冷酷无情的务实精神，使得瑞典这只安详的天鹅，顺利地度过了1939年到1945年的冲突时期——在此期间，它的GNP增加了20%——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它的财富急剧增加，达到了按人均可以与美国媲美的地步。可是，由于它与纳粹德国通常具有私人性质的纽带，它的名声遭到了永久的玷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