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男人会再一次幸灾乐祸地指出，奶爸现象也是瑞典的女权革命留下的后遗症。俄罗斯军人挥起了军刀，瑞典士兵手里却抓着化妆包。好像瑞典男人的如此光景还不够难堪似的，在性别平等迈向更高水平的过程中，他们似乎被进一步阉割。养家糊口、保护女性的重任被剥离净尽，瑞典男人如今被阉割到了如此地步，他们居然要辛苦奋斗，以参与基本的两性互动。调情、求爱、拥抱接吻，男人追求女人，如今经成为一块政治雷区。瑞典男人受到地位提升的女同胞的恐吓，已经废掉了献殷勤、显示绅士风度的所有功夫。我还听人说，丹麦男人也样，估计挪威男人也是这种情况。我与许多丹麦妇女聊过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假定，这些可怜的人儿之所以与我交谈，是由于我是个洒脱不羁的英国男子，她们受到了我的阳刚之气磁石般的吸引)，她们说，绅士风度在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没有地位。她们的男人失去了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气概，同时也丢弃了男人在勾引艺术中的主导角色。

妇女权益是社民党发起的社会革命的一大要素，也是其经济计划成败攸关的根本所在。虽然瑞典妇女获得选举权比北欧其他国家要晚(瑞典是在1921年；芬兰人总是喜欢提醒几个“现代”的邻国，芬兰妇女早在1906年就享有选举权了)，北欧各国均可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是维护女权的楷模。不过，由于瑞典出台了大量性别平等、儿童保育和积极的差别待遇政策，后来瑞典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更为全面的提升。
若干年来，瑞典设有专门的性别平等部(前不久与教育部合并)，专门负责监督立法，消除职场中的性别歧视，让更多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且确保每一条洗涤剂广告都由男人，而不是女人提着拖把和水桶打扫卫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今日瑞典拥有全世界最为慷慨的产假津贴。法律规定，在孩子8岁以前，父母可以自行选择休产假共计16个月，在此期间领取80%的工资。有两个月的假期专门分配给新爸爸。这种假叫“奶爸假”，于1995年实行。今天，85%的瑞典爸爸休了这个假。

对于那些不幸被确诊感染HV的瑞典人来说，极权主义也不是个纯学术问题；政府一度认真地考虑过对感染HIV的瑞典人进行强制隔离。受困于极权主义的人还有很多。比如，如果你是个变性人，希望你的新性别得到认可，但是不准备绝育；瑞典目前的法律规定，变性人必须绝育，虽然欧洲委员会的裁决指出，瑞典的这条规定违反人权。如果你是一位瑞典妈妈，想留在家里亲自抚育年幼的孩子，你发现自己受到谴责，人们说你是个老古董，说你背叛了女权主义。还有，如果你觉得把超过四分之三的薪水以直接和间接税的形式交给政府(有一句名言，“瑞典人生而自由，却缴税至死”)，会打击工作积极性，你也会感觉到极权主义的枷锁存在。

六七十年代，瑞典有时打着明显带有欺骗性的旗号，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把数量庞大的儿童送入托儿所，这种做法也让它在国际上臭名远扬。瑞典的“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 Child welfare board)听起来很像奧威尔笔下《1984》中的情形。它把大量儿童送入托儿所，比例之高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媒体披露这个消息以后，记者布丽塔·桑德堡-魏特曼写道：“在这个国家，当局可以强行把儿童从父母身边夺走，阻止父母对孩子进行专门的教养。”利乐集团的女继承人西格丽德·劳辛常住英国，她还是英国文学杂志《格兰塔》( Granta)的出版商。她说，瑞典“创造了一个循规蹈矩、国家全面监控的社会”，“把太多的孩子纳入儿童保育系统”，制造了“没有快乐、平庸无奇的”学校，它还秘密地监视共产党员。她写道，瑞典是“一架压迫机器，在强大的社会准则面前，个人权利可能被迫牺牲。”

早在1922年，瑞典人就在乌普萨拉成立了种族生物研究所（Institute for racial biology）。当时的政治要人亚瑟·恩伯格写道：“我们有幸属于一个迄今为止相对未被败坏的种族，一个承载高贵和优秀品质的种族。”他接着又写道，到了该保护这个优等种族的时候。在此种观点的基础上产生了一项对“次等”种族实施绝育的计划。根据一位评论员，这项计划“仅次于纳粹德国(的计划)”。德国和瑞典怀抱同一个目标：对身材高大、金发蓝眼的种族进行纯化。1934年，瑞典加强法令，对它认为“劣等”的妇女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实施绝育，还有部分男性青少年罪犯被绝育。1945年，全世界已经意识到了纳粹杜撰优等种族的企图，就在这一年，仍有1747名瑞典人被绝育。到1947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2264人。“像佩尔·阿尔宾·汉
森……和塔格·埃兰德那样的人，怎么会纵容甚至下令发起这项悍然违背民主原则的、残酷而不公平的计划?”乌尔夫·尼尔森在他的著作《瑞典怎么了》中提出疑问。“答案很简单,”他接着写道，“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只要消灭尚未出生的次等胚胎，就能够逐渐产生一个更加洁净、更加健康的种族。”

历史学家托尼·霍尔在《斯堪的纳维亚：与巨怪为战》中写道，“瑞典的集体耻辱在缓慢积蓄—一先是没有援助芬兰人，后来又背叛挪威人，它没有奋起反抗德国人，还把部分波罗的海人送上必死无疑的道路——直到羞愧和负罪感似乎成了瑞典人良知的天然要素”。
我向历史学家亨享里克·伯格伦请教瑞典人有无战争负罪感的问题。我有个颇为离经叛道的理论是，瑞典人表面上的政治正确，尤其是他们对移民和多元化的开放态度，是这种被压抑的负罪感的表现：瑞典人认识到，他们让我们所有人失望，所以现在要尽力弥补。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次他同意我的观点。
“是的，是有战争负罪感，我认为是有的，”他说，“因为一般来说，对于具有道义感的人，他在兴旺发达以后很容易产生负罪感。如果他有盈余，别人却很匮乏，如果他信仰新教伦理，就一定会有负罪感。
“还有，如果他的发财致富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是的。如你所说，我认为战争的确加深了负罪感。我认为，瑞典人认为自己负有使命，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思是，我们向挪威人和丹麦人道了歉，但那是非常肤浅、装点门面的姿态。”
瑞典实现了普遍高水准的生活质量、令人佩服的性别和经济平等，建立起了扶弱济困的福利国家。倘若抛开“二战”不说，倘若我们忽略瑞典人在希特勒的扩张主义中所起的作用，那么，考虑到瑞典所取得的成就，即使它可能有一点偏向于极权主义，这种极权主义还是个问题吗?

“二战”期间，瑞典与纳粹广泛合作，开展贸易。权力三巨头的每个分支都从中获利丰厚。瑞典人从14世纪起就把铁卖给德国人，他们认为，没有道理停止这么做。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瑞典)看似中立，但坚定地站在纳粹边，”安德鲁·布眀写道，“瑞典志愿者前去芬兰参加与苏联的交战，德国的军队和物资获准使用瑞典的铁路系统。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瑞典继续坚守中立，依然站在胜利者一边。这一点遭到人们持久而刻骨的仇恨，尤其是挪威人。”乌尔夫·尼尔森表示同意。尼尔森描述自己的祖国至少截至1843年，一直是“德国战争工业的外延”。
正是这种冷酷无情的务实精神，使得瑞典这只安详的天鹅，顺利地度过了1939年到1945年的冲突时期——在此期间，它的GNP增加了20%——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它的财富急剧增加，达到了按人均可以与美国媲美的地步。可是，由于它与纳粹德国通常具有私人性质的纽带，它的名声遭到了永久的玷污。

这些家族即使没有亲自掌权,至少也积极地为掌权者出谋划策。瓦伦堡家族是瑞典最显赫的家族，势力广大，根基深厚(在许多方面类似于丹麦的马士基运输帝国，对瑞典的GDP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个家族与瑞典政府如此休戚与共，“二战”期间，雅各布·瓦伦堡当时已经与其弟马库斯继承了家族企业，兄弟二人一度代表国家与纳粹进行贸易谈判。后来，瓦伦堡家族作为瑞典政府的业务伙伴，与政府共同发起了雄心勃勃的核计划。鼎盛时刻，该公司雇用了私营部门几乎五分之一的从业人员(约18万名瑞典人)。

现代性成了当权者挂在瑞典公民前面金灿灿的胡萝卜。先是4次连任的首相佩尔·阿尔宾·汉森，接着是他的继任塔格·埃兰德(埃兰德担任这一职务共计23年)，然后是帕尔梅，他们鼓励瑞典人抛弃旧习，步调一致地向光明迈进。一切事物，只要是现代的，就是好的。像瑞典这样理性的、破除蒙昧的国家，不需要民间传说和搭扣鞋子，不需要繁琐的仪式和社会习俗。工会联盟是现代的。集体主义是现代的。中立是现代的。经济和性别平等是现代的。普选制是现代的。离婚是现代的。福利国家是现代的。最终，多元化和大规模吸收移民也被认为是现代的。每个星期天上午，花一个小时听一名二流的神学院毕业生布道，则不是现代的；牧师身穿过于宽大的长袍，看起来犹如一只幻灯片放映机。民族主义也不是现代的——瑞典国歌绝口不提“瑞典”这个词。

过去10年来，丹麦人民党谈及穆斯林的论调非常极端。相形之下，英国保守党议员以诺·鲍威尔那篇反移民的争议性“血河”( River ofBood)演说，听起来宛若温情脉脉的摇籃曲。几位名人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宣称，伊斯兰教不是宗教，而是“恐怖组织”，他们把穆斯林比作纳粹。他们因为挥舞旗帜，诋毁穆斯林是强奷犯和帮派分子而遭到缓刑的判决。他们声称，穆斯林正在渗透欧洲，其最终意图是把我全部消灭。

阿克·道恩对瑞典移民实验的前景作了正反两方面的思考。我向他提出那个常规问题：同质化、孤立、内向的斯堪的纳维亚民族，是否从本质上不适合大规模的移民融合?他告诉我，25年前，“欧洲价值观研究”作过一项调查。研究人员征求了16个国家的约16000人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意见。“其中一个被要求回答‘是’或者‘否’的陈述句是我不喜欢和与我的价值观、观念等不同的人在一起’，”道恩解释说，“我记得43%的瑞典人回答，‘是，我不喜欢和与我不同的人在一起。我最初看到这个结果，心里想，嗯，还不算太差，不到一半人口。但是我马上看到了其他国家的回答，发现瑞典和别国的差距非常巨大。其他几个北欧国家大约是10%，连西班牙也只有22%。我想，不可能是这样，一定是统计时出了错。于是，20年以后，也就是2004年，同一项啁查请我提供一个问卷问题，我再次使用了这个陈述句。这一次，瑞典人回答‘是’的占到了41%。所以，情况其实没有多少改变。”

有人为这个问题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即采用二元体，对新移民给予不同的福利津贴，申请津贴需要符合更为严格的规定等等。丹麦近几年走了这条路。但是丹麦的做法引起了人权组织、欧盟和其他人的愤怒，它的国际形象受到了难以弥补的损坏。瑞典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问题之后，也收紧了移民政策，但它的移民水平仍然保持着最高纪录(每年约十万新移民)，比20世纪70年代的数字还要高。瑞典每年还接收三万左右难民。丹麦只接收三千到五干难民。瑞典难民的绝对数字足够引人注目，从人均角度，它让瑞典成了全世界第三大难民目的地国(英国排在第17位，美国在第24位，丹麦意外地排在第16位)。

各右翼政党与瑞典社会民主党努力维护的斯堪的纳维亚福利模式，这种模式在设计之初没有考虑过非西方移民。与(比如说)20世纪50年代去到英国的移民不同，前来北欧国家的移民通常缺乏充分利用福利国家安全网的语言技能和资质，即使他们获得了这些东西，也可能面临潜在雇主和全社会的歧视。福利国家制度有效地让新移民在类似于“玫瑰园”的地方聚居，新移民得到足够的钱可以维持生存，却常常无法逾越许多障碍，无法在社会上进一步上升。这种制度为形成贫民窟、为移民持续“ clientification”(指新移民全部依赖福利津贴所产生的效果)造成了便利。这与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的移民通常必须努力工作才能生存下来，在此期间,国家极少支持他们开创事业和生活。当然，收入和就业机会，正是吸引移民前
往美国的最初原因。

瑞典的多元化有个令人难堪的事实，那就是移民和难民似乎确实要为瑞典太多的犯罪事件负责，尤其是暴力犯罪，尤其是强奸。
安德鲁·布朗在《垂钓乌托邦》中写道瑞典生活有个心照不宣的事实，那就是移民及其后代的犯罪率至少是本地人口的两倍……移民犯杀人罪的概率是瑞典人的4倍，犯强奸罪的概率是瑞典人的5倍。
在斯堪的纳维亚，就连我与之交谈过的一部分拥护多元文化的左翼开明人士，私底下偶尔也欣然承认，新来的未受教育的移民，尤其是来自某些国家乡村地区的移民，不懂得正确应对西方女性的衣着打扮和行为方式。

“天黑以后我不去那里。”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一个风和日丽的春日早晨,我们驶出了马尔默火站。“我认识一个司机，他前几天在那里被人狠揍了一顿，遭到了抢劫。你知道，那里相当于瑞典的
芝加哥。”
瑞典是世界上一个富裕、发达、安全的国家，可是，我却不止次听到关于马尔默的“玫瑰园”社区的此类说法。“玫瑰园”正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对于丹麦的右翼人士，“玫瑰园”及其近90%的移民人口成了瑞典的开放式移民政策一切缺憾的象征。如果你相信传言，那么，此地是犯罪猖獗的地狱之门，是暗无天日的绝望之境。瑞典让索马里、伊拉克和阿富汗移民在这里聚居，却不给他们过上体面生活、赚取体面收入的任何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