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作了进一步的论证。买办只是跟在军阀的后面的，军阀则是“地主阶级挑选出来的”。他的论据是经济上的。“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刮得来”。换句话说,中国的政权源自土地。
“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毛泽东大胆地说,“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他终于说出了在长沙时他就已感到的、关于劳工运动力量的怀疑。
他接着说:“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由此才产生了他们的斗争精神。
毛泽东自然得出结论:“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这是个惊人的结论。革命的成败都在于农民,只有他们的崛起才能捣毁整个旧中国吱嘎作响摇摇欲坠的大殿,甚至反抗帝国主义
的斗争也绝对取决于他们。随着这篇文章,卡尔·马克思陷进了亚洲的水稻田里。
毛泽东已经摊牌。这些就是1925年间他在湖南所认识到并得出的结论。

毛泽东不一样。对国共关系的看待和处理并不是他最为出格的行为，行动方法问题并不是他最为关注的。
他最在意的是拥护者问题。革命是为了谁？什么样的火花能把中国庞大的躯体点燃，使革命之火炽热到足以熔化旧的中国，并塑造出新的中国？
毛泽东的答案来自湖南。革命是为了穷人，他们绝大多数是农村人。毛泽东判断，韶山周围各县90%的人是贫农或中农，革命就是为了他们。火花将在农村燃起，因为地主的压迫比城市里的大班们更为残忍，也更为广泛。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是现在的基本事实。一切政治方法问题都是次要的。

农民问题只是遥远地平线上的一小片云,它还不是“五四”的主题。中国农村的85%是中共从未去注意的沉默的大多数。1924年,好像没有一个农民是中共党员。当时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人认为农民具有革命的天赋。
过去的14年,毛泽东是在城市度过的。他一直在学生和工人中活动。作为这种新生活的一部分,他已经脱去了大部分有农村味道的做派。中共党内没有鼓励他去思考农村问题。
在广州的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第一次出现了毛泽东已经开始从政治上考虑农民阶层的迹象。他敦促持怀疑态度的同事把农民作为革命一部分的可能性加以评估。他甚至开始讨论中国历史—而不仅仅是布尔什维克先例—并且特别提到历史上农民起义的丰富传统。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他的疑虑保持沉默。
国民党的工作吸引了他。毛泽东对国民党的事业非常热情,以致李立三恶意地称他是“胡汉民的秘书”。
国民党在2月份采取了一个特别吸引毛泽
步骤:成立了农民部。中共还从没有这样
这是毛泽东热心于统一战线的又一个理
这更促使毛泽东走上意义重大的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