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的最后一抹余晖使天空变成深红色的挂毯,把毛泽东的上衣从灰色染成橘红色。满月下,一堆乱石突然变得像一对正在争斗的龙。在漆黑的夜晚,一支部队用松枝做成火把,用以取暖并照亮峡谷间的小路,山坡呈现出魔幻般的雄伟景象。

这就是最典型的毛泽东，一个仍在探索而不相信平衡的人，一个在倾慕光明的同时常常提醒人们还存在黑暗的人。

毛泽东为什么变了呢?因为在他老年时,他不再相信共产党的集体权威,而他自己的自我形象,也转为传统中国统治者的样子。因为,正如他对斯诺所说赫鲁晓夫缺乏个人崇拜这句话让人想到的,个人崇拜在他看来,在一个落后的社会中是必要的,即使这个社会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体制下。还因为,林彪为了自己的目的正在推进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缺乏精力和缺乏意愿两者加在
起,又使毛泽东对此听之任之。

“两条腿走路。”毛泽东喜欢这样说,而这就是总的概括。单是每条腿自己,都有不足。秘密在于两条腿运动之间的关系。存在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背后的,是阴与阳、黑暗与光明、雌与雄这种古老的中国思想。它代表一切事物的不可化约的两重性,包括泽东自己老虎与猴子性格的两重性。
中

但是,作为经济政策,“大跃进”是个灾难,中国在是向
有小化的新长中提失了5年。而新的农村框架也没能持续多久
粮食产量减少了,到1960年,在毛泽东的中国第一次
面积的凯荒,毛泽系对钢产量和农业机械化所需时间的预计被证明明是荒谬的乐观
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复活了,这极大地伤害了毛泽东,当含共缺乏时,手边有粮食和蔬菜的农民骑车进城,把它们在黑市高价出售然后把赚来的钱花在非毛泽东主义的毫无节制的挥霍浪费上。

毛泽东暗示,康有为懂得这个目标。毛泽东对马克思所做的,正是康有为对孔子所做的。康有为认为,现代世界里,生命的价值可以在孔子的思想中找到,如果你恰当地解读他的话。毛泽东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确实在中国的过去存在着;它作为目标一直不能达到,是因为在共产党之前,没有人找
到从起点到达这个目标的手段。

碑文首先向“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致敬,在第二段里怀念了三十年以来”牺牲的人民英雄。令人吃惊的是还有第三段:毛泽东感谢所有那些“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
毛泽东把鸦片战争定为革命的起点。他不只是在回顾3年的反蒋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30多年的历史,而且回顾了受外国凌辱100多年来的历史。
共产党时代并不是作为单独的时间段来看待,而是作为整个反帝斗争时代的顶点来看待,我想,毛泽东的同事中没有一个人会写出这样的碑文。刻着毛泽东的碑文的花岩纪念碑,矗立在面积约04平方公里的天安门广场上。它代表一个诉求,要使毛泽东在中国的史册中占有合法的一席。

“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毛泽东继续说道,“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毛泽东甚至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实用义道路上走得更远:“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的科学。”毛泽东主义就是把来自马克思激进主义的德国哲学加以修剪,然后把它插在中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土壤里。

无所知
毛泽东在延安的权威是功能性的,他仍然可以让人觉得是个真实的人
即使他坐汽车,也并不挡起来不让人看见。他的“车”是一辆雪佛莱运货车,车上标着:“救护车:纽约华商洗衣工人救国联合会捐赠”。他会坐在前排座位上,看上去像是司机的助手。他不断地写作,并在会议上讲话。如果他有什么话要说,他可以把人召集起来直接说。政治局每周碰面一次。
在延安时期之前,他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只有很小一点权力。
进入50年代,他有了权力,但是地球上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庞大官僚机器,会让他作为导师的声音变得不那么有力。而延安令人兴奋之处在于,他既当导师,又是统治者。这使延安时期成为毛泽东作为中共首脑的黄金时代。
作为政治领袖,毛泽东既是战士又是知识分子。
他拿起枪,花一年时间步行横穿了广大的国土。中国的统治者以前从没这样做过。他坐在书房里,系统地打造出自己的想法,极少有重要国家的现代统治者(戴高乐除外)曾这样做。
他的风格没有一点儿仍被中国军阀奉为常规的封建主义的痕迹:轿子、供奉孔子、豪宅或者(像一个山东军阀那样)跟妾一起
躺在床上接待来客。
同时,毛泽东似乎比28个布尔什维克、蒋介石、民主同盟(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左翼第三势力)的领导人更有中国传统的味道。他经常用毛笔写字,他仍然喜欢把心思沉溺于中国历史小说中的古老世界。
“我还从未在这个地区见到一个人穿西服或中国的长袍马褂”2美国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于1944年在西北转了一圈后写道。毛泽东这两种衣服都不穿。他(以及其他官员)穿农民穿的那种宽挡裤子和短上衣。
标准的棉布衣服似乎反映了一种这类型的公民:没有阶级之分，同时在某种意义上，抛弃了传统。延安精神肯定不是外来的，但在中国，也是没有先例的。

一切新的社会制度都必定从某种理想开始种—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早期也不例外—共产主义中国的理想诞生于长征的血、汗和冰雪之中。他们激起新秩序后续建设者们的责任感。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是他那个时代的摩西。
如果没有年轻战士们每天的勇敢行动,长征不会成功;战士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因为他们不可能成为其他什么人。运气也起了作用;如果贵州和云南的军阀集中力量要消灭红军的话,他们是能够办到的。但是第三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毛泽东的魄力和智慧。
毛泽东在领导长征过程中所展现的政治才华,是他的远见卓他认为中共此后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担当全国抗击日本侵略的锋。这项事业,把毛泽东主义的所有成分聚成互相关联的整体。

在遵义市天主教教堂里为解释决议而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毛泽东为未来几个月提出一个口号:“北上抗日。
在遵义的那12天,长征从精疲力竭的军事撤退,转变成既有革命目的又有民族目的的政治行动。
另外一点也很清楚了,中国革命已经走出莫斯科的阴影。斯大林现在有比对付四处流窜的中共更重要的事要办。他也不可能想象一支以农村为根据地的军队能够革命。
甚至更重要的是,中共第一次由一个不敬畏苏联的人领导。权力向毛泽东倾斜,恰恰发生在与莫斯科的联系极为困难、共产国际
与中共间的来往通信几乎完全消失时,这绝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作了进一步的论证。买办只是跟在军阀的后面的，军阀则是“地主阶级挑选出来的”。他的论据是经济上的。“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刮得来”。换句话说,中国的政权源自土地。
“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毛泽东大胆地说,“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他终于说出了在长沙时他就已感到的、关于劳工运动力量的怀疑。
他接着说:“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由此才产生了他们的斗争精神。
毛泽东自然得出结论:“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这是个惊人的结论。革命的成败都在于农民,只有他们的崛起才能捣毁整个旧中国吱嘎作响摇摇欲坠的大殿,甚至反抗帝国主义
的斗争也绝对取决于他们。随着这篇文章,卡尔·马克思陷进了亚洲的水稻田里。
毛泽东已经摊牌。这些就是1925年间他在湖南所认识到并得出的结论。

第五章斗争(1927-1935运动,要把红军建成一支100万人的部队(在1933年初还不到50
万)。它计划在每个根据地周围都建起土墙,称作“铜墙铁壁”。毛泽东提醒说,这样建设部队会从农田里夺去所需的劳力。他还认为这些墙会把红军锁在阵地战中。“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他在讲民生问题的一个报告里问道,“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毛泽东不一样。对国共关系的看待和处理并不是他最为出格的行为，行动方法问题并不是他最为关注的。
他最在意的是拥护者问题。革命是为了谁？什么样的火花能把中国庞大的躯体点燃，使革命之火炽热到足以熔化旧的中国，并塑造出新的中国？
毛泽东的答案来自湖南。革命是为了穷人，他们绝大多数是农村人。毛泽东判断，韶山周围各县90%的人是贫农或中农，革命就是为了他们。火花将在农村燃起，因为地主的压迫比城市里的大班们更为残忍，也更为广泛。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是现在的基本事实。一切政治方法问题都是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