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毛泽东继续说道,“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毛泽东甚至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实用义道路上走得更远:“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的科学。”毛泽东主义就是把来自马克思激进主义的德国哲学加以修剪,然后把它插在中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土壤里。

无所知
毛泽东在延安的权威是功能性的,他仍然可以让人觉得是个真实的人
即使他坐汽车,也并不挡起来不让人看见。他的“车”是一辆雪佛莱运货车,车上标着:“救护车:纽约华商洗衣工人救国联合会捐赠”。他会坐在前排座位上,看上去像是司机的助手。他不断地写作,并在会议上讲话。如果他有什么话要说,他可以把人召集起来直接说。政治局每周碰面一次。
在延安时期之前,他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只有很小一点权力。
进入50年代,他有了权力,但是地球上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庞大官僚机器,会让他作为导师的声音变得不那么有力。而延安令人兴奋之处在于,他既当导师,又是统治者。这使延安时期成为毛泽东作为中共首脑的黄金时代。
作为政治领袖,毛泽东既是战士又是知识分子。
他拿起枪,花一年时间步行横穿了广大的国土。中国的统治者以前从没这样做过。他坐在书房里,系统地打造出自己的想法,极少有重要国家的现代统治者(戴高乐除外)曾这样做。
他的风格没有一点儿仍被中国军阀奉为常规的封建主义的痕迹:轿子、供奉孔子、豪宅或者(像一个山东军阀那样)跟妾一起
躺在床上接待来客。
同时,毛泽东似乎比28个布尔什维克、蒋介石、民主同盟(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左翼第三势力)的领导人更有中国传统的味道。他经常用毛笔写字,他仍然喜欢把心思沉溺于中国历史小说中的古老世界。
“我还从未在这个地区见到一个人穿西服或中国的长袍马褂”2美国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于1944年在西北转了一圈后写道。毛泽东这两种衣服都不穿。他(以及其他官员)穿农民穿的那种宽挡裤子和短上衣。
标准的棉布衣服似乎反映了一种这类型的公民:没有阶级之分，同时在某种意义上，抛弃了传统。延安精神肯定不是外来的，但在中国，也是没有先例的。

由于红色边区村落的分散性,中共以政府的形式发挥作用。这滋养了官僚主义,也滋养了那些把边区政权本身当作最终目的的人们。追求名利的野心委员会成倍地增加了,小恺撒们冒出来了。出现了三种不同颜色的棉布服装,表示职位阶梯上的高低等级。延安精神不再是振奋群体的自然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