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本来就能妥善解决的问题，放到社会大讨论和官僚机构那里，会产生多么糟糕的结果。推动这个糟糕结果的，有蹩脚的学界，即那些谈论需求刚性的思想者；有不负责任的舆论，即那些声称同情穷人却忍看他们狼狈不堪甚至陷入危险的观众；有敷衍了事的体制，即那些明知无效而硬让实名制上马的官员；还有以偏概全的媒体，即那些突出报道某些人幸运地买到原价票的记者和编辑。

……在一个“认人”的社会里,一个黑人除非漂成白人,一个“文革”反对者除非伪装成支持者,否则他们很难平等;但在一个“认钱”的社会里,一个黑人只要设法赚到20元,那他买到的汉堡就跟白人买到的一样大;一个“文革”反对者只要设法赚到200元,那他享受到的网速就跟“文革”支持者的一样快……
金钱固然不能买到一切,比如理智;但在高唱“钱不该买什么”前,我们应该细看,生活中哪些东西不是以或明或暗的方式买来的?我们还应该追问,在普遍尝试“认人”而不“认钱”的社会里,人们过得怎样?只有如实回答,才不至于脱离现实、愤世嫉俗和夸夸其谈。

政府向地产商征税,或者向购房者征税,两者有区别吗?经济学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两者没有任何区别
不管政府规定税赋是向哪一方征收的,都不影响买卖双方分担税负的比例。这被戏称为“法律无效定律”( the law of the irrelevance of the laws),是任何接触税务问题的经济学学生必学的内容。
这即是说,在食盐的交易中,由于需求者好歹都得吃盐,需求较缺乏弹性,所以即使政府向供应者征税,税负也必定会转嫁给需求者;而在青菜的交易中,由于供应者好歹都得把当天的青菜卖掉,供给较缺乏弹性,所以即使政府向需求者征税,税负也必定会转嫁给供应者。显而易见,政府以打击房地产高价为名而抽取的税收,并非无中生有、从天而降,而是供应者和需求者共同支付的－只是较缺乏弹性的一方，支付的比例较大；较富有弹性的一方，支付的比例较小而已。

价格规律：春运综合征的核心,是其内在的经济机制。说来简单,不难理解,只是很容易忘记。任何商品,因为人们的需求没有止境，所以只要价格过低,就会出现短缺。消除短缺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价格提到足够高。回家过年是商品。人们常有鸵鸟心态,在讨
论价格的时候,会说那些正在触动他们神经的商品非常特殊,不是商品,所以价格规律不起作用。谈水费的时候,他们说水不是商品;谈学费的时候,教育不是商品;谈药费的时候,健康不是商品;谈旅费的时候,回家过年不是商品。然而,抱着这样的心态,只能让人脱离现实,而无法正视问题和寻求对策。毕竟,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很显然,回家过年不仅是商品,而且是可以变得颇为昂贵的商品。

经济学里有共识,那就是“人际需求不可比”(No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原则。我们没有办法比较,富人喝茅台的效用大,还是穷人喝茅台的效用大;我们只能观察,富人是宁愿喝茅台还是买全价机票,穷人是宁愿少吃肉还是宁愿按时回家过节。效用只能自己跟自己比,不能拿人与人比。也就是说,我们
永远无法证明,通过价格管制的手段来进行资源(比如路权)的再分配,能够提高社会的总效用;相反,让每个人以自己的财富和收入为基础,分别根据市场价格的指引,来追求他们所希望的消费模式,才能自然而然地达到每个人的效用最大化,那也就是全社会的效用最大化。

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属性,是物品本身固有的,它不以谁提供这些物品为转移,不以人们如何称呼这些物品为转移,也不以人们是否对这些物品收费为转移。例如,莫扎特创作的旋律之所以是公共物品,仅仅是由于它的使用不具有争用性,而与莫扎特的收入究竟来自政府、王侯还是私人无关,与人们是否把这些音乐定义为生活必需品无关,也与莫扎特本人或后继演奏者是否对音乐作品索取版权费用无关。

以淳朴的眼光看，人类至少面临四项普遍约束：1、东西不够；2、生命有限；3、相互依赖；和4、需要协调。......
这四项约束对应着四类经济理论：1、需求定律；2、利息理论；3、制度理论；4、宏观理论。

改造“世界”，非经济学所长；但改造“世界观”，却是经济学的强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