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这一节上面提到的表明“人的因素”所造成的不确定性那个假说。乌托邦的方案先验地拒绝这些假说，违背了科学方法的原则。在另一方面，与人的因素的不确定性相联系的问题又必然迫使乌托邦主义者（不管他愿意与否）要用社会建构的手段来控制人的因素，并且把他的纲领加以扩大，使之不仅要按计划进行社会改造，而且也包括对人的改造。“因此，政治问题就是组织人的冲动，然后把这些冲动引向正确的战略目标，使发展的总过程沿着预定的方向前进。”这个纲领是容许失败的，甚至在付诸实行之前也是如此，这似乎与好心的乌托邦主义者相违。因为这个纲领改换了他的要求，他本来要求我们建设一个适合于人们生活的新社会，如今则代之以要求我们去“改造”人，使人适合于他的新社会。很明显，这就排除了检验这个新社会的成败的可能性。因为对于不愿意在那里生活的人来说，只需承认他们不适合在那里生活，承认他们的“人的冲动”还需要进一步“组织起来”就行。但是，如果没有检验的可能性，那么，声称采取了任何一种科学方法，都是白说的。整体主义方法与真正的科学态度是不相容的。

乌托邦的或整体主义的方法和渐进的方法之间的区别之一可以表述如下：渐进工程的工程师可以在改革的范围中不抱成见地提出自己的问题，而整体主义者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事先就一口咬定彻底改造是可能的和必然的。

原因是，整体主义方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整体主义的变革越大，他们的未意料到的和极不希望出现的反响也越多，从而迫使整体主义工程师不得不采取渐进改进的权宜措施。事实上，这种权宜措施同较温和而谨慎的渐进干预相比，更具有中央计划或集体主义的计划的特点；它不断地使乌托邦工程师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这就是说，它导致众所周知的无计划的计划。因此，实际上，乌托邦工程和渐进工程之间的区别，与其说在于规模和范围，其实不如说在于对不可避免的意外情况的审慎和准备。

整体主义的或乌托邦的社会工程与渐进的社会工程相反，它绝不带有“私人的”性质，而总是具有“公众”的性质。它的目的在于按照一个确定的计划或蓝图来改造“整个社会”；它的目的在于“夺取关键地位”扩大“国家权力……直到国家变成几乎与社会一样，”它的目的还在于从这关键地位上控制那些影响着社会未来发展的历史力量，或者阻碍社会发展，或者预见其过程并使社会与之相适应。

渐进工程师的特有态度便是如此。他也许抱有把社会看作“整体”的某些理想（例如社会的普遍福利），但他并不相信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重新设计的那种方法。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总是采取能够不断改进的小规模的调整和再调整来实现他的目的。他的目的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某些个人或集团的财富的积累或权力的增加；或者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或者保护个人或集团的某些“权利”等等。因此，公共的或政治的社会工程可以具有多种多样的倾向，可以是极权主义的，也可以是自由主义的。（W•李普曼以“自由主义的议程”这个标题列举了一些渐进改革的意义深远的自由主义纲领的例子。）渐进工程师，例如苏格拉底，知道他的知识多么少。他知道我们只能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因此，他将一步一步地走，仔细地把预想的结果同已取得的结果相比较，警惕改革中难免出现的不利后果；他将避免进行复杂的和大规模的改革，因为他不能分辨这种改革的原因和后果，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干什么。

渐进的技术师或工程师认识到，只有少数的社会建构是人们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而绝大多数的社会建构只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活动的未经设计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