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和进步的主要动力是可供选择的物质的多样性。仅就人类进化而论，这就是“人们有自己的偏爱和有别于他人的自由”——“有不赞同多数人和走自己的路的自由”。整体主义的控制必然导致思想一律，而不是导致人权平等，这意味着进步的终止。

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阻止科学和工业的进步呢？关闭或控制实验研究机构，压制或控制科学期刊和其他讨论手段。制止科学讨论会，压制各个大学和其他学校，压制书籍报纸文章的发行，并最终压制言论。所有这些确实可以加以压制的东西，都是一些社会建构（Sociol institutions）。语言是一种社会建构，没有语言，科学的进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没有语言就没有科学，也没有不断成长和进步的传统。写作是一种社会建构，印刷和出版组织以及科学方法的其他一切建构性工具（institional instruments）都是社会建构。科学，尤其是科学的进步，不是孤立的努力的结果，而是思想的自由竞争的结果。因为科学始终需要各个假说之间的竞争和严格的检验。各个相互竞争的假说又需要由人来代表，比方说，它们需要辩护律师，需要法官，需要公众。由人来代表的这种情况必定是建构的组织，如果我们希望它确实起作用的话。这些建构必须获得法律的支持和保护。归根结底，进步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政治因素，依赖于保障思想自由的政治建构，即有赖于民主。

历史决定论错误地把这些解释当作理论。这是它的最大错误之一。比方说，把“历史”解释为阶级斗争的历史，或种族优势斗争的历史，或各种宗教观念的历史，或“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斗争的历史，或科学和工业的进步的历史，都是可以的。所有这些都是多少使人感兴趣的观点，而且其本身完全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历史决定论者并不这样；他们没有看到必定有多种多样的解释，而且基本上具有同等程度的建议性和任意性（其中有些甚至可以特别富有成果——从某种重要性来看）。反之，他们却把历史解释当作学说或理论，断言“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等等。如果他们确实发现他们的观点是富有成果的，并且许多事实都可以按此加以排列和解释，他们就错误地以为这是他们学说的证实甚至证明。 在另一方面，古典历史学家虽然正确地反对这种做法，但他们却容易犯另一种错误。为了客观，他们认为必须避免采取任何选择性观点；但这是不可能的。……摆脱这个困境的途径显然就是要认识到，采取某个观点是必然的；坦率地说出这个观点，并且永远认识到，这是许多观点之一，即使它相当于一个理论，它也不能是可检验的。

在历史学中，普遍规律多半是很平常的和不自觉地被运用的，因此未能起到这个作用。这个功能必定由别的东西所取代。因为，毫无疑问，没有观点就没有历史，历史和自然科学一样必定是有选择的，否则历史就由一大堆不相干的乏味材料所塞满。按着因果链条追溯到远古是毫无帮助的，因为我们要着手研究的每一个具体结果，都有各种各样的无数部分原因；这就是说，原始条件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我们不感兴趣的。摆脱这个困难的唯一途径，我认为就是自觉地把特意选择的观点引进自己写的历史中去；这就是说，写我们感兴趣的那种历史。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歪曲事实，并塞进事先设想的观念框框，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没有塞进去的事实。恰恰相反，与我们观点有呆的而又可以获得的全部证据，都应加以仔细而客观的考虑。这只意味着，对于与我们观点无关因而我们不感兴趣的那些事实，我们就不必多费心思了。

我愿意维护被历史决定论攻击为陈旧的这个观点，即认为历史的特点在于它关注实际的独特的或特定的事件，而不关注规律或概括。这个观点与科学方法的分析完全相容，尤其是与前几节里提出的因果解释的分析完全相容。情况不过是：理论科学主要关心于寻求和检验普遍规律，而历史科学则把一切普遍规律视为当然，而主要关心于寻求和检验各个单称命题。……对独特事件的一切因果解释都可以说是历史的，因为“原因”总是由独特的原始条件来描述的。这种情况同人们通常的想法完全符合。人们通常认为，对一事物的因果解释就是说明它为何和何以发生，即说明它的“来历”。然而，只有在历史里，我们才真正对独特事件的因果解释感兴趣。在理论科学里，这种因果解释主要用于另一个目的——用于对普遍规律的检验。

检验的结果就是选择经得起检验的假说，或者淘汰经不住检验的假说，并因此而拒绝接受它们。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个观点所得出的结论。这就是：但凡检验都可以解释为淘汰假理论——发展理论的弱点以便加以拒绝，如果它被检验所证伪的话。这个观点有时被视为悖论；据说我们的目的是要确立理论，而不是淘汰假理论。然而，正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尽可能令人满意地确立理论，我们才必须尽可能严格地检验它；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力图发现理论的缺憾，必须力图证伪它。如果我们尽了一切努力也不能证伪它，我们就可以说它经受了严格检验。这就是何以不去发现反驳而去发现符合理论的实例没有多大意义之故。因为如果我们缺乏批判的态度，我们总会发现我们所希望的事情，我们会寻找和找到证据，并会忽视和无视可能危及我们心爱的理论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获得了看来是支持某个理论的重大证据是太容易了；如果我们采取批判态度的话，这个理论也许本来会被反驳。为了进行筛选保证最合适的理论保存下来，就必须使各种理论为生存而激烈斗争。

我们可以说，这就是历史决定论的主要错误。即它的“发展规律”（Laws of development）其实是绝对趋势；这些趋势和规律一样并不依赖原始条件，并且不可抗拒地以一定方向把我们带到未来。它们是无条件预言的根据，而不是有条件的科学预测。……我们在研究趋势的真正条件时，为了能够探明这些可能性，就必须随时设想在什么条件下该趋势会消失。然而这正是历史决定论者所不能做到的。他深信他所喜爱的趋势及使趋势消失的那些条件对他来说是不堪设想的。我们可以说，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是想象力的贫困。历史决定论者不断谴责一些人，说他们在他们的小天地里不能想象变化，但是，历史决定论者本人也缺乏想象力，因为他不能想象变化所依赖的条件也会发生变化。

关键之点在于：我们虽然可以认为，任何实际存在的现象连续都是按着自然规律进行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实际上，三个或三个以上有因果联系的具体事件的连续都不是按照任何一个自然规律来进行的。如果风吹动一颗树，并且牛顿的苹果坠地，那么，没有人会否认这些事件可以用一些因果律来解释。但是，任何单独一个规律（例如引力定律），甚至任何单独一组规律都不可能描述有因果联系的各个事件之间的实际的或具体的连续，除了引力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解释风压的定律；树枝的摇动；苹果柄受到的张力：苹果因碰撞而摔伤，摔伤后经过化学过程引起的各种情况等等。且不说摆的运动或太阳系的例子，认为事件的任何连续或序列都可以用某一个规律或某一组规律来解释，纯属错误的想法。既没有连续规律，也没有进化规律（Laws of evolution）。

有必要指出，规律和趋势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毫无疑问，把趋势和规律混为一谈的习惯加之对趋势的直觉观察例如技术进步，曾使人们提出进化论和历史决定论的主要学说——即关于不可抗拒的生物进化规律的学说和社会运动不可逆转的学说。这种混淆和直觉曾致使孔德提出连续规律（laws of succession）的学说。这个学说至今仍有很大的影响。

亲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一样具有历史决定论的性质，也许还要严重些。尤其是它们把社会科学的任务看作揭示社会进化的规律，以便预言社会的未来（这是在前面第14-17节所论述的观点）。这个观点或许可以描述为历史决定论的核心。因为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发展是经历一系列阶段的，于是它一方面把变化的社会和不变的物质世界对立起来，而导致反自然主义：另一方面它又导致泛自然主义的（和所谓科学主义的）信念，认为有所谓“连续性的自然规律”，这个信念在孔德和密尔的时代声称已获得了天文学的长期预测的支持，以及在较晚些时候获得了达尔文主义的支持。

历史决定论的论点认为，社会实验受到社会条件的可变性的致命限制，特别是受到历史发展所引起的变化的致命限制：鉴于这些考虑，历史决定论的这一论点缺少说服力。事实上，历史决定论者十分注重的显著的区别，即各个历史时期的一般条件之间的区别，不一定给社会科学造成特殊的困难。可以承认，假如我们突然被转移到另外一个历史时期中去，我们可能发现，我们进行的渐进实验所产生的许许多多社会期望全部落空了。换句话说，实验可能导致预想不到的结果。然而，正是实验使我们发现社会条件的变化。实验会告诉我们，一定的社会条件是随着历史时期的改变而改变的；……关于各个历史时期之间的区别的学说，不会使社会试验成为不可能，而仅仅是一种设想的表述，即认为我们如果转入另一个时期，我们还会继续进行渐进的实验，只是会达到意料不到的或失望的结果。……正是这些意料不到的、令人失望的结果，借助反复试验法，提高了我们解释新遇到的社会条件的能力。我们在历史解释中通过思考实验所取得的东西，已经由人类学者在实际领域的努力中取得了。现代的研究工作者们已成功地使他们的期望切合于石器时代那么遥远的条件，他们的成功归功于渐进的实验。

整体主义计划者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权力集中是容易的，但是把分散在许多人头脑中的知识集中起来是不可能的，可是这种集中对于明智地运用中央集权是必要的。这一事实具有深远的意义，既然不能确定在这么多的人的头脑中的想法，他就只好消除个人之间的差别而使自己的问题简单化：他必须用教育和宣传来控制和统一人们的兴趣与信念。然而，这种试图控制人们的精神的做法，势必会毁掉发现人们真正思想的最后的可能性，因为它显然与思想自由，特别是批判思想的自由不相容。其结果，它必然毁掉知识；权力越大，知识的损失也越大。

我们的主要论点很简单，这就是：对我们自己的错误采取批判的态度确实非常困难，而我们对自己所采取的涉及许多人的生命的行动始终采取批判的态度就必定几乎不可能。换句话说，从重大的错误中学习是很难的。 其中的原因有二：它们既是技术上的，又是道德上的。既然在一个时期里做那么多的事情，那就不可能指出哪一种措施应对某一个结果负责；或者更确切地说，假使我们把某一特定结果归因于某一特定的措施，我们也只能以从前所取得的某种理论知识为依据，而不能从该整体主义实验中知道。……原因是实施极大规模计划的尝试是一件使许多人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感到十分不便的事情。因此，总会出现反对和抱怨的倾向。对于许多抱怨，乌托邦工程师如果还想继续干下去，那就只好充耳不闻；事实上，压制不合理的反对意见是他的工作的一部分，但他必定也不断地压制合理的批评。光是对不满言论进行限制这个事实，就会使最热烈的满意言论变得毫无意义。因此，这就很难确认各个公民对这个计划如何反应等事实；而没有这些事实，就不可能有科学批评。

乌托邦主义和历史决定论都持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社会实验（假如有这样的事情的话），只有以整体主义的规律来进行才有价值。这种普遍抱有的偏见包含着一种信念，即认为我们没有多少可能在社会领域中实行“有计划的实验”，而且考虑到迄今在社会领域中所进行的“机遇实验”的结果，我们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历史。我对这个观点有两点反对意见：（a）它忽略了对于一切社会知识，包括前科学的和科学的知识都至为重要的渐进实验。（b）整体主义实验不可能对我们的实验知识有较大的帮助；它们只能在与“其结果未知的行为”同义的情况下称为“实验”，但这个词通常用来表示把结果和所预期的结果相比较的一种获得知识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整体主义实验就不能被称为“实验”。

在历史决定论和乌托邦主义的联盟中，最有力的因素无疑在于它们都是整体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关心发展，但并不是关心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发展，而是关心“整个社会”的发展；乌托邦工程也是整体主义的。二者都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我们将在下一节中提出的事实），即在这个意义上的“整体”绝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二者都不满足于“‘渐进修补”和“摸索前进”。他们希望采取更激烈的方法。历史决定论者和乌托邦主义者似乎都对改变社会环境的经验（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有时被描述为“社会崩溃”的经验）。有极深的印象，有时甚至为此而深感不安。于是，他们两方都试图使这种变化合理化，其一是对社会发展作出预言，另一是力言这种变革必须加以严格而全面的控制，甚至应把它完全阻止住。控制必须是全面的，因为，在社会生活中如果有任何一个部分没有加以全面的控制，那就有可能隐藏着酿成意外变化的危险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