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应该提前武装起来，拿起武器练习，坚忍不拔。这种必不可少的武装，这种比任何学习都重要的学习，这种扎实的常识，这种坚强的意志和精神，我们的学校没有给予他们。恰恰相反，学校远远没有让他们学到本领，反而让他们失去了为将来谋幸福的能力。离开学校，踏入社会，走进实际工作的第一步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痛苦的失败。他们因此而遍体鳞伤，长期遭受打击，有的就此一蹶不振。这是一种残酷而危险的考验。道德和精神失去了平衡，有可能都永远恢复不了。他们突然清醒了，完全清醒了，失望透顶，深感挫折。”

可事实上，这种教育带来的危险要严重得多，它让接受教育的人强烈厌恶自己的出生环境，并且竭力摆脱。工人不想再当工人，农民不想再当农民，最典型的中产阶级认为自己的子女无法从事别的职业，除了领国家的工资当公务员。学校不是让人们为将来的生活而学习，而是培养他们当公务员。他们不用学习如何为人处世，也不需要有任何创造性。在阶梯的下方，教育制造了一大批无产阶级，他们不满自己的命运，随时准备反抗；阶梯的上方是我们无所事事的中产阶级，他们多疑而轻信，把国家当作神来迷信，然而又不断指责政府，总是把自己所犯的错归罪于国家，但没有当局的帮助，他们什么事都不会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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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借用教科书制造了大批拿了文凭的毕业生，但只能用一小部分人，不得不让其他人失业。结果，养活了前者，却让后者成了自己的敌人。这座社会金字塔从上到下，从普通的工人到教授和警察局局长，广大的毕业生现在都在围剿职业。结果，商人很难找到代理人去殖民地工作，而成千上万的候选者却在谋求最普通的公务员职位。光是塞纳省就有两万小学教师失业，他们看不起工作，看不起农民，只向国家要吃要喝。精英的人数也大大减少，不满者的队伍则越来越庞大，随时准备投入任何革命，不管领头的是谁，也不管革命的目的是什么。获得了知识却又找不到相应的工作，这种方式肯定会把大家变成反抗者。

许多杰出的哲学家，其中包括赫伯特·斯宾塞[51]，都毫不犹豫地指出，教育既不能让人变得有道德，也不能让人变得幸福，它无法改变人的本性和天生的激情。有时，一旦没有引导好，害处会比用处多得多。统计学家也肯定了这种观点，指出，随着受教育，至少是接受了某种教育的一代人的成长，犯罪率也提高了。社会最大的敌人，即无政府主义者，这些人在学校里往往都是高才生。阿道夫·吉约先生，一位杰出的法官，他在最近一份报告中指出，现在受过教育的犯人和文盲罪犯的比例是三千比一千。五十年来，罪犯从每十万居民227名增加到552名，增幅达143％。他和同事们还注意到，罪犯的增加在年轻人当中尤为明显，而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免费义务教育已经代替了过去的缴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