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用普通的词——至少是中性的词——换掉群体无法忍受的旧名词。词语的威力太强大了，只要好好选择，就可以给最讨厌的东西取个好名，让大家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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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从来不渴望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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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感情斗，往往会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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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应该提前武装起来，拿起武器练习，坚忍不拔。这种必不可少的武装，这种比任何学习都重要的学习，这种扎实的常识，这种坚强的意志和精神，我们的学校没有给予他们。恰恰相反，学校远远没有让他们学到本领，反而让他们失去了为将来谋幸福的能力。离开学校，踏入社会，走进实际工作的第一步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痛苦的失败。他们因此而遍体鳞伤，长期遭受打击，有的就此一蹶不振。这是一种残酷而危险的考验。道德和精神失去了平衡，有可能都永远恢复不了。他们突然清醒了，完全清醒了，失望透顶，深感挫折。”

可事实上，这种教育带来的危险要严重得多，它让接受教育的人强烈厌恶自己的出生环境，并且竭力摆脱。工人不想再当工人，农民不想再当农民，最典型的中产阶级认为自己的子女无法从事别的职业，除了领国家的工资当公务员。学校不是让人们为将来的生活而学习，而是培养他们当公务员。他们不用学习如何为人处世，也不需要有任何创造性。在阶梯的下方，教育制造了一大批无产阶级，他们不满自己的命运，随时准备反抗；阶梯的上方是我们无所事事的中产阶级，他们多疑而轻信，把国家当作神来迷信，然而又不断指责政府，总是把自己所犯的错归罪于国家，但没有当局的帮助，他们什么事都不会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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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借用教科书制造了大批拿了文凭的毕业生，但只能用一小部分人，不得不让其他人失业。结果，养活了前者，却让后者成了自己的敌人。这座社会金字塔从上到下，从普通的工人到教授和警察局局长，广大的毕业生现在都在围剿职业。结果，商人很难找到代理人去殖民地工作，而成千上万的候选者却在谋求最普通的公务员职位。光是塞纳省就有两万小学教师失业，他们看不起工作，看不起农民，只向国家要吃要喝。精英的人数也大大减少，不满者的队伍则越来越庞大，随时准备投入任何革命，不管领头的是谁，也不管革命的目的是什么。获得了知识却又找不到相应的工作，这种方式肯定会把大家变成反抗者。

许多杰出的哲学家，其中包括赫伯特·斯宾塞[51]，都毫不犹豫地指出，教育既不能让人变得有道德，也不能让人变得幸福，它无法改变人的本性和天生的激情。有时，一旦没有引导好，害处会比用处多得多。统计学家也肯定了这种观点，指出，随着受教育，至少是接受了某种教育的一代人的成长，犯罪率也提高了。社会最大的敌人，即无政府主义者，这些人在学校里往往都是高才生。阿道夫·吉约先生，一位杰出的法官，他在最近一份报告中指出，现在受过教育的犯人和文盲罪犯的比例是三千比一千。五十年来，罪犯从每十万居民227名增加到552名，增幅达143％。他和同事们还注意到，罪犯的增加在年轻人当中尤为明显，而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免费义务教育已经代替了过去的缴费制。

谁能影响群体的想象力，谁就掌握了驾驭他们的艺术。

也许，从亚历山大到恺撒，没有一个伟大人物不知道该如何影响群体的想象力，他们总是在思考如何刺激他们的想象力。在胜利的时候，写书的时候，发表演说的时候，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都想着这一点，临终的时候还在想这事。

群体容易成为英雄，也容易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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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群体”一词则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一群人拥有了新的特征，它完全不同于组成这一人群的个人特点。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大家的感情与思想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它也许是暂时的，但特点相当明显。于是，集体就成了这么一种东西，由于找不到更好的说法，我便把它叫做有组织的群体，或者，如果大家愿意，也可以说是心理群体。它成了一个单独的存在，服从于“群体精神统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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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要他属于有组织的群体中的一员，他就在文明的阶梯上倒退了好几步。一人独处时，他可能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在群体当中，他便成了一个野蛮人，一个凭本能行事的人。他会变得无法自控，充满暴力，凶猛残暴，随心所欲，容易冲动，具有原始人那样的英雄主义，很容易受语言和形象的影响——群体中的个人如果一人独处，就丝毫不会受到这样的影响——做出与自己的利益和习惯完全相反的事情。群体中的个人是沙漠中的一粒沙子，风想把它吹到哪里就可以吹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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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群体在智力上总是劣于独处的个人，不过，从情感的角度以及这种情感引起的行为来看，群体会根据情况的不同表现得更好或更糟。一切都取决于群体被暗示的方式。仅从犯罪的角度研究过群体的作家们所完全陌生的，正是这一点。群体确实经常犯罪，但往往也是英雄，为了信仰或主张而敢于牺牲的主要也是群体。人们以光荣和名誉来激起他们的热情，就像十字军东征[10]时期那样，让他们赤手空拳、腹中空空地投入战斗，把背叛者赶离耶稣之墓；或像九三年[11]那样，捍卫祖国的领土。这种英雄主义有点无意识，也许吧，但历史正是用这种英雄主义书写的。如果人民干大事之前都要深思熟虑，那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的记录就会少得多。

对群体来说，最不公正的东西在现实生活可能是最好的。如果它同时还很不显眼，表面上看来很轻松，那就更容易被接受。所以，间接税不管多么过分，总是能被民众所接受，因为天天几分钱几分钱为消费品纳税，不会影响他们的习惯，不会引起注意。如果我们代之以按工资或其他收入比例来纳税，要一次付清，即便理论上比别的税轻十倍，也会引起一致的反对。不是每天支付一点点，而是要在规定的日期缴纳，数额相对就较大，看起来很多，因此也比较惊人。一点点支付，税才不会显得太重。然而，这种节约手段需要一定的远见，这是群体所缺乏的。

制度和法律是人们内心精神的表现形式，反映了它的需要，既然是人们的内心精神诞生了制度和法律，制度和法律自然就无法改变它。

2017年2月23日星期四



群体中的个人具有一人独处时所没有的特点，这些特点让人们一眼就能把他们分辨出来，勒庞把这种区别于他人的东西叫做“群体精神统一律”，也就是群体的精神灵魂。人一加入群体，原先的个性便会消失，他不再独立思考，而是随大流，无意识占上风，智力程度减弱，很难做出明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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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智力差异削弱了，个性也消失了。异质淹没在同质中，无意识的特点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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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感情方面，宗教感情、政治感情、道德感情以及爱憎方面，最杰出的人物也不见得比最普通的人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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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这些特征在个人独处时并不具备，它是由许多原因决定的。第一个原因是群体中的个人仅因人多势众，就会感到有种不可战胜的力量。这种力量会让他感情用事，而他单独一人时肯定会有所收敛。群体无名无姓，因此可以不负责任，当束缚个人行为的责任感完全消失时，人便会肆意妄为。 第二个原因是传染性，它也会影响群体，决定群体会表现出什么特点，有什么取向。传染是一种很显然的现象，但难以解释，它应该跟我们待会儿要研究的催眠现象差不多。在群体中，任何情绪、任何行为都具有传染性。这种传染性强烈得很容易使个人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那是一种与他本性大不相同的态度，只要属于群体，他就会身不由己。 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它决定了群体中的个人有时会呈现出与他独处时完全相反的特性。我指的是容易接受暗示，我们刚才提到的传染性正是这一特点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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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识的个性完全消失，也没有了意愿和分辨力。所有的感情和思想都朝着催眠师决定的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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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被催眠者那样，在他身上，在某些能力被破坏的同时，另一些能力兴奋到了极点。在某种暗示之下，他会不顾一切地去完成某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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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如此常见的集体幻觉，机制总是这样的。这些幻觉似乎具有真实的一切基本特征，因为那是成千上万人亲眼目睹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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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残忍与破坏的本能是与生俱来的，它蛰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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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传统，就没有民族的灵魂，也不可能有文明。所以，人类诞生之后的两件大事，首先是给自己构建传统，然后在它好处用尽时摧毁它。没有传统就没有文明；不消灭这些传统，社会就不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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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有点像古代寓言中的斯芬克司[57]：必须解决他们的心理学给我们提出的问题，否则只能乖乖地被他们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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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从来就不曾指导过群体，这值得后悔吗？我们不敢这么说。理性把人类带向了文明之路，但缺乏幻觉所激起的那种热情和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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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用来最后扫除残渣的，可习俗的枷锁总是不让人们彻底将之抛弃。革命的开始其实就是信念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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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中真正的暴君，永远只能是亡灵影子或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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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未知因素众多的社会问题，所有的无知都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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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也有的领袖才智出众，受过良好的教育，但这往往有害而无益。在揭示事情的复杂性，进行解释和说明的时候，智力常常会让人显得太过宽容，从而大大削弱使徒所需的强烈而粗暴的信念。每个时代，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大演说家，思想都非常狭隘，而让他影响巨大的，正是这种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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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致力于描述群体的典型特征。
遗传赋予一个种族中的个体以某些共同特征,全部共同特征的总和构成了这个种族的禀赋。然而,当一定数量的个体为了行动的目的而成群结队地聚集到一起的时候,仅仅从他们聚集起来这个事实就可以观察到,除了原有的种族特征之外,又有某些新的心理特征产生,有时候,这些新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种族特征。

只有更深入地了解群众的心理，才能懂得法律和制度对它们是多么没有用处;它们从来没有自己的主张,只接受别人强迫给它们的观点。不能跟它们在理论上空谈平等,用规章制度来领导它们,而是要研究什么东西能打动它们、吸引它们。比如说,立法者想增加一个税种,他会选择理论上最正确的税种吗?绝对不会。对群体来说,最不公正的东西在现实生活可能是最好的。如果它同时还很不显眼,表面上看来很轻松,那就更容易被接受。所以,间接税不管多么过分,总是能被民众所接受,因为天天几分钱几分钱为消费品纳税,不会影响他们的习惯,不会引|起注意。如果我们代之以按工资或其他收入比例来纳税,要一次付清,即便理论上比别的税轻十倍,也会引|起一致的反对。不是每天支付一点点,而是要在规定的日期缴纳,数额相对就较大,看起来很多,因此也比较惊人。一点点支付,税才不会显得太重。然
而,这种节约手段需要一定的远见,这是群体所缺乏的。

这是因为,对历史事实作了认真的观察之后,我发现,社会组织就像人体结构一样复杂,我们完全无法让它们突然经受深刻的变化。大自然有时是非常极端的,但决不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所以,对一个民族来说,迷恋大变革是最可怕的事情之一。不管这种变革在理论上显得如何伟大。只有当它能立即改变民族的深层心理时,它才是有用的。然而,只有时间拥有这种力量。支配人类的,是思想、感情和习俗,是存在于我们自身的东西。制度和法律是人们内心精神的表现形式,反映了它的需要,既然是人们的内心精神诞生
了制度和法律,制度和法律自然就无法改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