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干的第二件事情,其实是由一封信引起的。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上书皇帝,当然了,其实就是上书给他自己。在这封自己给自己的信中,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月有考,岁有稽,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
一个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政策就此诞生,而它的名字,就是此句中的两字—考成。这就是张居正改革的第二大举措—考成法。
如果你不知道考成法,那很正常,但如果你没有被考成法整过,那就不正常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考成大致就相当于今天的考勤。张居正搞出了一整套制度,但他很清楚,制度是次要的,执行是主要的,指望自己手下这群懒汉突然良心发现,辛勤工作,那是天方夜谭。
所以经过反复思索,张大学士想出了这个绝妙的办法,具体说来就是记账。比如一个知府,每年开初就把要完成的工作一一列明,抄录成册,自己留一份,张居正那里留一份,到了年底一对,如果发现哪件事情你没做,那就恭喜你了,收拾东西准备去县城吧。如果你到了县城依然如此,对你的处分也依然如此,直到捆被子滚蛋为止。该法令适用范围近似于无穷大,从中央六部到边远山区,如不照办,一概都照章处理。

所以张居正决定,改变这一局面,他吸取地方经验,推出了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内容很多,但最主要的,是颁布统一规定,全国税收由实物税变为货币税,明白点说就是以后不收东西了,统一改收钱
这是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命令,却有着绝不简单的历史意义。
因为从此以后,不管是田赋、徭役还是人头税,都有了统一的标准不是当官的说了算,交上来真金白银,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再任官员忽悠。
当然了,根据官员必贪定律,张居正也给大家留下了后路。因为各种物品如粮食、水果、药材、丝绸,都按照规定折算成银两上缴,而折算比率虽是由朝廷掌握,但地方上自然有特殊情况,适当照顾照顾,从中捞一笔,似乎也是很正常的。
于是皆大欢喜,朝廷拿到的,是白花花的银子,老百姓也不用听凭官员糊弄,贪也好,抢也好,说好了宰一刀就宰一刀,至少日子好过点。官员们好处少了,但也还过得不错,就这么着了。
所以事实证明,越复杂的政策,空子就越多,越难以执行,王安石大体如此。一条鞭法虽然看似简单,却是最高智慧的结晶,正如那句老话所说
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那是能耐。

在中国历史上,共同创业的人大都逃不过“四同”的结局:同舟共济—同床异梦—同室操戈——同归于尽

王安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自以为聪明,而张居正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自以为愚蠢。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东西,必有其合理性,否则它就绝不会诞生。而王安石不太懂得这个道理,他痛恨旧制度,痛恨北宋那一大帮子吃闲饭的人。但他不知道的是,旧旧有的制度或许顽固,或许不合理,却也是无数前人伟大智慧的结晶。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人,都是无与伦比的聪明人,比所有自以为聪明的人要聪明得多,僵化也好,繁琐也罢,但是,有效。所以这位老兄雄心勃勃,什么青苗法搞得不亦乐乎、热火朝天,搞到最后却不能用,所以,白搭。
而张居正就不同了,他很实在。
要知道,王安石生在了好时候,当时的领导宋神宗是个极不安分的人,每天做梦都想打过黄河去,解放全中国,恨不得一夜之间大宋国富民强,所以王安石一说变法,就要人有人,要钱有钱。
相比而言,嘉靖就懒得出奇了,反正全国统一,他也没有征服地球的欲望,最大的兴趣就是让下面的人斗来斗去。张居正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从小翰林到大学士,他吃过苦头,见过世面,几十年夹缝中求生存壮志凌云,那是绝对谈不上了。所以在改革的一开始,他就抱定了一个原则—一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具体说来,就是我不砸大家的饭碗,大家也不要造我的反,我去改革大家少贪点,各吃各的饭,互不干扰。
改而不革,是为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