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民族是世界上最为坚忍的民族,毫不夸张
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其实大多名不副实。所谓埃及,所谓两河流减，所谓印度,在历史长河里,被人灭掉了N次。雅利安人、犹大人、阿拉伯人、莫卧尔人,你来我往,早就不是原来那套人马了,文化更是谈不上。只有中国做到了,虽然有变化、有冲突,但我们的文化和民族主体,一直延续了下来。几千年来,无论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绝境、什么样的强敌,从没有人能真正地征服我们,历时千年,从来如此。这是一个有着无数缺点、无数劣根性的民族,却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优点、无数先进性的民族。它的潜力,统计学和经济学计算不出,也无法计算。
日本人打进来之后才惊讶地发现,仅仅一夜之间,所有的一切都变了军阀可以团结一致,黑社会也可以洁身自好;文盲不识字,却也不做汉奸;怕死的老百姓,有时候也不怕死。
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已经牢牢地刻入了我们的骨髓——坚强、勇敢无所畏惧。
日本人不懂得,所以他们失败了,以前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依然如此。
从来不需要想起，也绝不会忘记，这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天赋。

良知和理想是不会消失的，不因富贵而逝去，不因权势而凋亡。
他不是好人,不是坏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良心的人。
张居正,字叔大,嘉靖四年(1525)生,湖广江陵人。少颖敏绝伦,嘉靖十八年(1539)中秀才,嘉靖十九年(1540)年中举人,人皆称道。
嘉靖二十六年(1547),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编修,徐阶辈皆器重之。
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阶代嵩首辅,倾心委于张居正,信任有加,草拟遗诏,引与共谋。
隆庆元年(1567),张居正四十三岁,任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进入内阁。
隆庆六年(1572),隆庆驾崩,张居正引冯保为盟,密谋驱逐高拱,事成,遂代拱为内阁首辅。
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主政,推行考成法,整顿官吏,贪吏闻风丧胆,政令传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万历六年(1578),丈量天下土地,推行一条鞭法,百姓为之欢颜,天下丰饶,仓粟充盈,可支十年有余。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年五十八岁,去世,死后抄家。长子自尽,次子充军。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世间已无张居正。

除了工作上独断专行外,张居正还常常对人说这样一句话:我非相。这句话看上去十分谦虚,表明我张居正不是宰相。但很不幸的是,这句谦虚的话还有下半句:乃摄也。
综合起来,这就是一句惊天地泣鬼神的话
我不是宰相,而是摄政。
所谓摄政,就是代替皇帝行使职权的人。对张居正而言,宰相已经是小儿科了,只有摄政才够风光。一个平民竟然如此风光,如果当年废除宰相的朱元章泉下有知,恐怕会气得活过来。但张居正明显是不怕诈尸的,他受之无愧,并在家里挂上了这样一副对联
日月共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仰太居相公。
这副对联用黄金打造,十分气派,但要换在以前,这是个要人命的东四。因为所谓太岳,就是张居正的字,而众所周知,对联的下半句要高于上半句,如此一来,张居正就比皇帝更牛了面牛人张居正非但没有拒收,还堂而皇之地棱起来,就差贴在门口当
春联用了。

我知道,贫苦的百姓也是人,也有父母妻儿,也想活下去。
我知道,我有极为坚强的意志,我的斗志不会衰竭,我的心志不会动摇,即使与全天下人为敌,我也决不妥协。
我知道,在几十年之后,你们已经丢弃了当年的激情壮志,除了官位和名利,你们尼已别无所求,但我不同。
因为在历经无数腥风血雨、宦海沉浮之后,我依然保存着我的理想。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公理和正义。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无论贵贱,都有生存的权利。
这就是我的理想,几十年来,一天也不曾放弃。
这就是张居正,一个真正的张居正。
在对他的描述中,我毫不避讳那些看上去似乎不太光彩的记载,他善于权谋,他对待政敌冷酷无情,他有经济问题,有生活作风问题,这一切的一切,可能都是真的。
而我之所以如实记述这一切,只是想告诉你一个简单而重要的事实
张居正,是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人。
张居正不是超人,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挑灯苦读,是为了混碗饭吃,进入官场;参与权力斗争,拉帮结伙,是为了保住官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俗人。
然而正是这个真实的人,这个俗人,在权势、地位、财富尽皆到手的情况下,却将枪口对准了他当年的同伴,对准了曾带给他巨大利益的阶层。他破坏了规则,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只是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国家,以及那些和他毫不相干的平民百姓。
所以我没有详写张居正一生中那些为人津津乐道的情节,比如整顿官场,比如惩办贪官,比如他每天都工作到很晚,再比如他也曾严词拒收过贿赂、制止过亲属的腐化行为,在我看来,这些情节并不重要
只有当你知道,他是一个正常人,有正常的欲望,有自己的小算盘,
有过犹豫和挣扎,有过贪婪和污点,你才能明白,那个不顾一切、顶住压力坚持改革的张居正,到底有多么的伟大。
所有的英雄,都是平凡的人。
千回百转,千锤百炼,矢志不改,如此而已。

五年前,当张居正将写有考成法的奏疏送给皇帝时,他在交出自己改革理想的同时,还附带了一个阴谋。因为在那封奏疏中,有着这样几句话:
“抚案官有延误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有容隐者,科臣举之;六科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
这句话的意思是:地方官办事不利索的,中央各部来管;中央各部办事不利索的,由六科监察机关来管;六科监察机关不利索,由我来管!
事情坏就坏在这句话上。根据明代的体制,中央各部管理地方,正常;给事中以及御史监察各部,也正常;内阁大学士管理言官,这就不正常了。两百年前,朱元璋在创立国家机构的时候,考虑丞相权力太大,撤销了丞相,将权力交给六部,但这位仁兄连睡觉都要睁只眼,后来一琢磨,觉得六部权力也大,为怕人搞鬼,又在六部设立了六科,这就是后来的六
科给事中。
六科的领导,叫做都给事中,俗称科长,下属人员也不多,除了兵部给事中有十二个人之外,其余的五个部都在十人之内。而且这帮人品级也低,科长才七品,下面的人就不用说了。但他们的权力却大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说部长下令要干什么
事,科长不同意,二话不说,把命令退回给部长,让他修改,如果改得不满意,就再退,直到满意为止。
别说部长,连皇帝的某些旨意,给事中也是可以指手画脚一番的。所以虽然这帮人品级低,地位却不低,每次部长去见他们,还要给他们行个礼,吃饭的时候别人坐下座,他们可以跑去和部长平起平坐,且指名道姓,十分嚣张。
给事中大抵如此,都察院的御史就更不得了。这伙人一天到晚找茬,从谋反叛乱到占道经营、随地大小便,只要是个事,就能管。六部级别高,权力小;言官级别小,权力大,谁也压不倒谁。在这种天才的创意下,大明王朝搞了二百多年,一向太平无事,而到了张居正,情况被改变了。
在张居正看来,六部也好,给事中也好,御史也好,都该归我管,我说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不要瞎吵。因为他很明白,互相限制、互相制约固然是一种民主的方式,但是民主是需要成本的。一件事情交代下去,你讲一句他讲一句,争得天翻地覆,说得振振有词,其实一点业务都不懂,结果十天半个月,什么都没办,而对于这些人张居正一贯是深恶痛绝。所以他认为其他人都应该靠边站,找一个最聪明的人(他自己)指挥,大家跟着办事就行,没有必要浪费口水。于是在他统治期间,连平时监督他人的六科和御史,都要考核工作成绩。
然而遗憾的是,大臣们却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张居正是一个破坏规则的人,是一个前所未见的独裁者。自朱元璋和朱棣死后,他们已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民主生活,习惯了没事骂骂皇帝,喷喷口水,然而现在的这个人比以往的任何皇帝都更为可怕,如果长此以往,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张居正干的第二件事情,其实是由一封信引起的。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上书皇帝,当然了,其实就是上书给他自己。在这封自己给自己的信中,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月有考,岁有稽,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
一个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政策就此诞生,而它的名字,就是此句中的两字—考成。这就是张居正改革的第二大举措—考成法。
如果你不知道考成法,那很正常,但如果你没有被考成法整过,那就不正常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考成大致就相当于今天的考勤。张居正搞出了一整套制度,但他很清楚,制度是次要的,执行是主要的,指望自己手下这群懒汉突然良心发现,辛勤工作,那是天方夜谭。
所以经过反复思索,张大学士想出了这个绝妙的办法,具体说来就是记账。比如一个知府,每年开初就把要完成的工作一一列明,抄录成册,自己留一份,张居正那里留一份,到了年底一对,如果发现哪件事情你没做,那就恭喜你了,收拾东西准备去县城吧。如果你到了县城依然如此,对你的处分也依然如此,直到捆被子滚蛋为止。该法令适用范围近似于无穷大,从中央六部到边远山区,如不照办,一概都照章处理。

所以张居正决定,改变这一局面,他吸取地方经验,推出了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内容很多,但最主要的,是颁布统一规定,全国税收由实物税变为货币税,明白点说就是以后不收东西了,统一改收钱
这是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命令,却有着绝不简单的历史意义。
因为从此以后,不管是田赋、徭役还是人头税,都有了统一的标准不是当官的说了算,交上来真金白银,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再任官员忽悠。
当然了,根据官员必贪定律,张居正也给大家留下了后路。因为各种物品如粮食、水果、药材、丝绸,都按照规定折算成银两上缴,而折算比率虽是由朝廷掌握,但地方上自然有特殊情况,适当照顾照顾,从中捞一笔,似乎也是很正常的。
于是皆大欢喜,朝廷拿到的,是白花花的银子,老百姓也不用听凭官员糊弄,贪也好,抢也好,说好了宰一刀就宰一刀,至少日子好过点。官员们好处少了,但也还过得不错,就这么着了。
所以事实证明,越复杂的政策,空子就越多,越难以执行,王安石大体如此。一条鞭法虽然看似简单,却是最高智慧的结晶,正如那句老话所说
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那是能耐。

在中国历史上,共同创业的人大都逃不过“四同”的结局:同舟共济—同床异梦—同室操戈——同归于尽

王安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自以为聪明,而张居正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自以为愚蠢。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东西,必有其合理性,否则它就绝不会诞生。而王安石不太懂得这个道理,他痛恨旧制度,痛恨北宋那一大帮子吃闲饭的人。但他不知道的是,旧旧有的制度或许顽固,或许不合理,却也是无数前人伟大智慧的结晶。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人,都是无与伦比的聪明人,比所有自以为聪明的人要聪明得多,僵化也好,繁琐也罢,但是,有效。所以这位老兄雄心勃勃,什么青苗法搞得不亦乐乎、热火朝天,搞到最后却不能用,所以,白搭。
而张居正就不同了,他很实在。
要知道,王安石生在了好时候,当时的领导宋神宗是个极不安分的人,每天做梦都想打过黄河去,解放全中国,恨不得一夜之间大宋国富民强,所以王安石一说变法,就要人有人,要钱有钱。
相比而言,嘉靖就懒得出奇了,反正全国统一,他也没有征服地球的欲望,最大的兴趣就是让下面的人斗来斗去。张居正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从小翰林到大学士,他吃过苦头,见过世面,几十年夹缝中求生存壮志凌云,那是绝对谈不上了。所以在改革的一开始,他就抱定了一个原则—一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具体说来,就是我不砸大家的饭碗,大家也不要造我的反,我去改革大家少贪点,各吃各的饭,互不干扰。
改而不革,是为改革。

了解世界的黑暗与绝望,却从不放弃,并以悲天悯人之心去关怀所有不幸的人。这才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真正原因,这才是人类最为崇高的道德与情感。

何心隐“天下之能士尽在京城,而在我看来,能兴我学者并非华亭,亡我学者人也非分宜,兴亡只在江陵。”
所谓我学,就是指王学,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描述王学的生死存亡与个人的关系。而这三个人,分别是“华亭”、“分宜”与“江陵”。能兴起王学的,不是“华亭”;能灭亡王学的,不是“分宜”;只有
“江陵”,才能决定王学的命运

兴我王学者,不是徐阶;亡我王学者,不是严嵩;兴亡之所定者,只在张居正!
何心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张居正的职务是从五品翰林院侍讲学士。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最优秀的内阁首辅。
请注意,在这两个称呼的后面,没有之一。

几百年后的1937年,日本人决定开战,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可能输。当时的日本比中国有钱,士兵比中国精锐,武器比中国先进,他们有三菱重工,有零式战斗机,有航空母舰。而中国内地四处是军阀混战,黑社会横行,老百姓大多不认字,还怕死,重工业基本谈不上,飞机能数得出来,几条破船在长江里晃来晃去,且人心惶惶,一盘散沙。
所以他们告诉全世界,灭亡中国,三个月足矣。
于是他们]打了进来,于是他们打了八年,于是他们输掉了战争
因为他们不懂得中国人。
我们这个民族是世界上最为坚韧的民族,毫不夸张。
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其实大多名不副实。所谓埃及,所谓两河流域,
所谓印度,在历史长河里,被人灭掉了N次。雅利安人、犹太人、阿拉伯人、莫卧尔人,你来我往,早就不是原来那套人马了,文化更是谈不上。
只有中国做到了,虽然有变化,有冲突,但我们的文化和民族主体,一直延续了下来。几千年来,无论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绝境,什么样的强敌,从没有人能真正地征服我们,历时千年,从来如此。
这是一个有着无数缺点、无数劣根性的民族,却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优点、无数先进性的民族。它的潜力,统计学和经济学计算不出,也无法
计算。
日本人打进来之后才惊讶地发现,仅仅一夜之间,所有的一切都变了,军阀可以团结一致,黑社会也可以洁身自好,文盲不识字,却也不做汉奸,怕死的老百姓,有时候也不怕死。
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已经牢牢地刻入了我们的骨髓——坚强、勇敢、无所畏惧。
日本人不懂得,所以他们失败了,以前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依然如此。
从来不需要想起,也绝不会忘记,这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天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