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化的社会已经忘记了学者所谓的“垂死角色”( dying role),以及生命接近终点时,它对于人们的重要意义。人们希望分享记忆、传承智慧和纪念品、解决关系问题、确立遗产、与上帝讲和、确定留下的人能好好活着。他们希望按照自己的主张结束自己的故事。观察者认为这个角色无论对于逝者,还是对于活着的人,都是生命最重要的内容。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出于愚钝和忽视而剥夺人们的这个角色,就应该永远感到羞愧。一而再地,我们医学领域中的人在人们生命的终点给他们造成深刻的伤害,并对造成的伤害毫无觉察。

通过改变每个人生命最后阶段的可能性这一方式，我们有机会重塑我们的养老机构，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对话。

人好像有两个不同的自我:
体验的自我平等地忍受每时每刻的体验，
而记忆的自我事后几乎把全部的判断权重放在两个时刻上,即最糟糕的时刻和最后的时刻。即便在结果异常的情况下,记忆的自我也似乎坚持峰终定律。

我们在对待病人和老人方面最残酷的失败，是没有认识到，除了安全和长寿，他们还有优先考虑事项；建构个人故事的机会是维持人生意义的根本；通过改变每个人生命最后阶段的可能性这一方式，我们有机会重塑我们的养老机构、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