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奇怪,为什么有人得了我父亲的帮助,感激得向我母亲叩头,终身不忘。为什么有人由我父亲的帮助得了一千多亩好田,二十年后居然没忘记她所得的便宜;不顾我父亲老病穷困,还来剥削他的脑力,然后用两个汤团来表达她的谢意。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竟这么大?

我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生长,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所谓“该”,指最有益于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所以羞于解释。父亲说,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我却不放心。只问自己的喜爱,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父亲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

我父亲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不宜用功。据说和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学生个个短寿,都是用功过度,伤了身体。他常对我说,他班上某某每门功课一百分,“他是个低能!”反正我很少一百分,不怕父亲嘲笑。

人”。我从父母的谈话里听来,总觉得“穷人”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反抗性的自诩,仿佛是说:“我是穷人,可是不羡慕你们富人。”所谓“穷”,无非指不置家产,“自食其力”。不过我父亲似乎没有计较到当时社会上,“自食其力”是没有保障的;不仅病不得,老不得,也没有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干自己喜爱或专长的事。

我曾听到我父亲说:“与其写空洞无物的文章,不如翻译些外国有价值的作品。”还说:“翻译大有可为。”我在父亲从国外带回的书里,看到过一本英译的孟德斯鸠《万法精义》和一本原文的达尔文《物种起源》。可是我父亲从没有讲过他自己的翻译,我也从未读过。他也从未鼓励我翻译,也从未看到我的翻译。

一个人没有经验，没有学问，没有天才，也会有要好向上的心——尽管有志无成

我读了《堂吉诃德》,总觉得最伤心的是他临终清醒以后的话:“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善人吉哈诺。”我曾代替父亲说“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诗骚体韵》的作者。”我如今只能替我父亲说:“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你们的爸爸。”

我父亲反对置买家产不仅是图省事,他还有一套原则。对本人来说,经营家产耗费精力,甚至把自己降为家产的奴隶;对子女来说,家产是个大害。他常说,某家少爷假如没有家产,可以有所作为,现成可“吃家当”,使他成了废物,也使他不图上进。所以我父亲明明白白地说过:“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我现在常想:靠了家产不图上进的大少爷即使还有,也不多了,可是捧着铁饭碗吃大锅饭而不求上进的却又那么多;“吃家当”是不行了,可是吃国家的财产却有多种方式。我父亲知道了又将如何感慨。

我父亲根本没有积累家产的观念，身外之物，人得人失，也不值得挂念。我只伤心父亲答应传给我的《诗骚体韵》遍寻无着，找到的只是些撕成小块的旧稿。我一遍比一遍找得仔细，咽下大量拌足尘土的眼泪，只找出旧日记一捆。我想从最新的日记本上找些线索，只见父亲还在上海的时候，记着“阿x来，馈× ×”我以为他从不知道我们送了什么东西去，因为我们只悄悄地给父亲装在瓶儿罐儿里，从来不说。我惊诧地坐在乱书乱纸堆里，发了好一会呆。我常希望梦见父亲，可是我只梦见自己蹲在他的床头柜旁，拣看里面的瓶儿罐儿。我知道什么是他爱吃而不吃的，什么是不爱吃而不吃的。我又一次梦见的是我末一次送他回苏州，车站上跟在背后走，看着他长袍的一角在掀动。父亲的脸和那部《诗骚体韵》的稿子，同样消失无踪了。

开吊前，搭丧棚的人来缠结白布。大厅的柱子很粗，远不止一抱。缠结白布的人得从高梯上爬下，把白布绕过柱子，再爬上梯去。这使我想起我结婚时缠结红绿彩绸也那么麻烦，联想起三姐结婚时的盛况，联想起新屋落成、装修完毕那天，全厅油漆一新，陈设得很漂亮。厅上悬着三盏百支光的扁圆大灯，父亲高兴，叫把全宅前前后后大大小小的灯都开亮。苏州供电有限，全宅亮了灯，所有的灯光立即减暗了。母亲说，快别害了人家；忙关掉一部分。我现在回想，盛衰的交替，也就是那么一刹那间，我算是亲眼看见了。

父亲去世后，我末一次到苏州旧宅。大厅上全堂红木家具都已不知去向。空荡荡的大厅上，停着我父亲的棺材。前面搭着个白布幔，挂着父亲的遗容，幔前有一张小破桌子。我像往常那样到厨下去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放在桌上，自己坐在门槛上傻哭，我们姐妹弟弟一个个凄凄惶惶地跑来，都只有门槛可坐。

缺憾是母亲不在，而这又是唯一的安慰，母亲可以不用再操心或劳累。有时碰到些事，父亲不在意，母亲料想不会高兴，父亲就说，幸亏母亲不在了。

有时我们姊妹回家，向父亲诉苦：“爸爸，肚子饿。”因为虽然塞满了仍觉得空虚。父亲就带了我们到邻近的锦江饭店去吃点心。其实我们可以请父亲吃，不用父亲再“放焰口”。不过他带了我们出去，自己心上高兴，我们心理上也能饱上好多天。

父亲周密地安葬了我母亲，我们儿女却是漫不经心。多谢红卫兵已经把墓碑都砸了。但愿我的父母隐藏在灵岩山谷里早日化土，从此和山岩树木一起，安静地随种地球运转。

我父亲当律师，连自己的权益也不会保障。据他告诉我，该得的公费，三分之一是赖掉了。父亲说，也好，那种人将来打官司的事还多着呢，一次赖了我的，下次就不敢上门了。我觉得这是“酸葡萄”论，而且父亲也太低估了“那种人”的老面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