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试图在曼哈顿岛上重新创造出那种智力振奋和道德义愤的气氛,这种气氛在巴黎和达达主义者在一起时曾使我们受到了鼓舞。我们曾试图证明,纯粹出于唯美主义的动机去战斗、使自己荒谬可笑,使自己碰得头破血流是值得的。我们曾试图创作歌颂美国机器和我们的商业文化的生动特点的新型文学,可是我们发现机器时代的美国商人并无雅兴去阅读描写他们的诗。《美国信使》和它的轻易的怀疑态度、它的中年状态、它的好战的市侩作风则是盛行一时的情绪的表现。《扫帚》连同计划中以它为中心的一些活动都已死亡。我说过,“我们要坚持下去。”但是我从欧洲回来后才五个月,就被弄得心情沮丧、疲惫不堪,被打倒—这要归咎于史密斯先生、博伊德先生和我的朋友之间的争吵,但是特别要归咎于我自己,因为我竭力想把我从一个国家带回来的准则应用于另一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