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试图在曼哈顿岛上重新创造出那种智力振奋和道德义愤的气氛,这种气氛在巴黎和达达主义者在一起时曾使我们受到了鼓舞。我们曾试图证明,纯粹出于唯美主义的动机去战斗、使自己荒谬可笑,使自己碰得头破血流是值得的。我们曾试图创作歌颂美国机器和我们的商业文化的生动特点的新型文学,可是我们发现机器时代的美国商人并无雅兴去阅读描写他们的诗。《美国信使》和它的轻易的怀疑态度、它的中年状态、它的好战的市侩作风则是盛行一时的情绪的表现。《扫帚》连同计划中以它为中心的一些活动都已死亡。我说过,“我们要坚持下去。”但是我从欧洲回来后才五个月,就被弄得心情沮丧、疲惫不堪,被打倒—这要归咎于史密斯先生、博伊德先生和我的朋友之间的争吵,但是特别要归咎于我自己,因为我竭力想把我从一个国家带回来的准则应用于另一个国家。

俄国作家人人都讨论这两种选择,就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美国讨论这两种选择一样。大多数人至少作出暂时移居国外的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好几代移居国外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那种可称之为第二代的人。这一代人可以用他们的讲究实际的动机来区分。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离开俄国,既不是由于他的政治信仰,也不是因为他想扩大自已的文化视野:他到欧洲去是为了赌轮盘赌和逃避债主。在巴登巴登,他在两场狂赌的间歇里去拜访伊凡·屠格涅夫。他们的会见在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的日记中描写为具有象征意义;这是移居国外者中的年轻的一辈和老一辈之间的会见;除去有关人物的文学地位和见解方面的差别,这次会见,不妨说,就像亨利·詹姆斯和欧内斯特·海明威之间的会见。
像詹姆斯一样,屠格涅夫决心与欧洲共命运;他讲到祖国时态度颇为冷淡。陀思妥耶夫斯基建议他给自己搞个望远镜,以便能看到在俄国发生的事。屠格涅夫有礼貌地笑了笑。陀思妥耶夫斯基谈到屠格涅夫新发表的小说;他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不高。屠格涅夫有礼貌地笑了笑。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破口大骂德国人,“这个可恶的种族……他们损害我们,抬高自己。”这一回,屠格涅夫不笑了,他气得脸色发白。他喊道:“只要你这样说话,你就是对我个人进行侮辱!此时此地我对你说个明白,我已经在巴登巴登住定了,我认为我不再是个俄国人,而是个德国人,而且我为此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