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往往会保护他们的自由感。根据杰克·布雷姆( Jack Brehm)的对抗理论,当我们的自由感受到威胁时,我们会努力去恢复它。例如,我喜欢收到生日礼物。但假如一个可能在我的课程上不及格的学生,在将要阅读学期论文的时候送给我一份昂贵的生日礼物,我就会感到不舒服。我的自由感或自主感将受到挑战。同样,如果说服宣传过于明显或者带有强迫性,也可能被认为侵犯了一个人选择的自由,会激起他对信息的抵制。例如,一个过于积极的售货员一定要让我购买某种商品,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离开这家商店以坚持我的独立性。

菲利普斯和他的同事们研究了青少年在电视播放有关自杀的新闻或故事片后的自杀率。他们的研究考察了故事播出前后青少年自杀率的变化。经过一周的播放发现,青少年自杀率的增长远远高于单由偶然因素解释的比率。而且,有关自杀的电视广播报道越多,随后青少年自杀率增加得越多。即使在研究者们排除了其他可能引起自杀的因素后,自杀率仍然会有增长。因此,对青少年自杀随着媒体报道增加而增多的最为可能的解释是,这类报道实际上触发了随后出现的盲目性模仿自杀。

双子塔倒塌的持续的画面，以及有线电视新闻频道反复打出的那些好战标语（“向恐怖主义宣战”，“美国要反击”，等等），往往能够激发起观众强烈的情绪反应，而这无疑会降低人们就入侵阿富汗是否明智开展任何真正意义上辩论的可能性。不仅如此，在9·11周年之后，当布什总统设法将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与基地恐怖分子联系在一起时，他所提出的授权入侵伊拉克的请求，几乎没有遭到丝毫反对便在国会顺利通过。有必要澄清的是，我并非主张这些政策不成熟。我想指出的是，在类似决定是否开战这类需要发扬民主的、重大的决策时，我们应当面对公众进行自由的、理性的辩论。强烈的情绪反应常常会妨碍人们进行争论和持有异议。就像阿道夫·希特勒的一个高级助手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在纽伦堡被判处死刑之前所讲的，“人们总是被教导要听从领袖们的命令······你必须做的只是告诉人们他们正面临着攻击，而去指责那些主张和解的人缺乏爱国心并且会将国家置于危险之中。在任何一个国家这一手都会奏效。”

不言而喻,我们生活在一个大众传播的时代;的确,甚至可以讲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要努力说服大众。无论何时,当我们打开收音机或电视机,当我们打开一本书、一本杂志或一份报纸,总会有人在尽力说服我们说服我们去购买某种产品,劝说我们去投某个候选人的票,或者劝说我们去订购某些关于真善美之类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