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却每天都在与人打交道:男人、女人、年轻人、老年人、黑人、白人、亚洲人、拉美人、同性恋者，等等。而且,对这些人的先入之见往往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我们从他们身上引发出我们一开始就预期的特征和行为。之前我曾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自证预言例如,假定你我素不相识,但一个与我俩都相识的朋友警告我,你是一个很冷漠而且很矜持的人。当我们终于相见的时候,我很可能会与你保持距离,而且不会尝试与你进行热情的交谈。假定,实际上你是一个很热情直率的人。我的表现可能不会给你机会来展示你实际上是一个热情直率的人。你对我的表现所做出的反应,很可能是与我保持距离,由此我便证实了自己的预想:你是一个不太热情友好的人。
这仅仅是“信念创造现实”的诸多情形中的一种。当我们对他人持有错误的看法或定型时,我们对他们的反应往往会导致他们做出符合这些错误看法的行为正如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 Robert Mertor)所指出的,这种自证预言会引起并维持一种“错误主导。”假如人们持有这样的定型:女性是被动依赖的,或者黑人是懒惰愚笨的,那么他们便可能这样对待这些人并在无意之中引起了与这些定型相关的行为特征。“瞧，”他们会自言自语道，“我对这些人的看法一向是正确的。”

从根本上讲,认知失调是一种紧张冲突的状态,无论何时只要某个人同时拥有心理上不一的两种认知(想法、态度、信念、意见),就会出现这种状态。换句话说,如果分别加以考虑,一种认知的对立面是另一种认知的结果,这两种认知就会导致失调。由于认知失调会带来不愉快,人们便会有目的地去减少它;这一过程与人们因饥渴而引起某种驱力并设法减少这种驱力的过程是大致相同的,只是在这里引起驱力的力量是认知不适,而不是生理上的需求。一个人持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无疑是与荒谬为伍,而且正如存在主义哲学家阿尔伯特·加缪( Albert Camus)所看到的,人类这种生物一生都在努力使自己确信自身的存在不是一种荒谬。
那么,人们又是如何让自己确信自身的存在不是一种荒谬呢?或者说,我们是如何减少自身的认知失调呢?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要么通过某种方式改变种或者两种认知,使它们之间更加协调(更加一致),要么增加更多的认知以弥合最初两种认知之间的差距。
*在上一章里我们了解到,信念和态度并不总能很好地预测一个人的行为——也就是说,行为并不总是与相关的信念和态度一致。在此我们要说明的是,由于大多数人感到他们的信念和态度应当与他们的行为一致,因此,当自己的行为与某种已有的态度不一致时,他们就要为这些行为辩护。

正如爱德华·琼斯理查德·奈斯比特所指出的,当一些不幸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倾向于从环境方面进行归因;但当我们看到同样的不幸降临到他人头上时,我们倾向于从那个人个性中某些固有的弱点进行归因。

正如所看到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对世界的种歪曲的看法,往往是由为自己以及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的动机引起的。在进行自我辩护的过程中,人们对自己行为的意义进行解释或者歪曲,以便于使它们符合自己所认为道德上完美而又合乎理性的人的行动。对我而言,社会性动物最具吸引力的一面就是,人们有着将自己视为完美而又有具有理性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又是多么频繁地致使我们采取那些既不完美又没有理性的行动。

人们往往会保护他们的自由感。根据杰克·布雷姆( Jack Brehm)的对抗理论,当我们的自由感受到威胁时,我们会努力去恢复它。例如,我喜欢收到生日礼物。但假如一个可能在我的课程上不及格的学生,在将要阅读学期论文的时候送给我一份昂贵的生日礼物,我就会感到不舒服。我的自由感或自主感将受到挑战。同样,如果说服宣传过于明显或者带有强迫性,也可能被认为侵犯了一个人选择的自由,会激起他对信息的抵制。例如,一个过于积极的售货员一定要让我购买某种商品,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离开这家商店以坚持我的独立性。

菲利普斯和他的同事们研究了青少年在电视播放有关自杀的新闻或故事片后的自杀率。他们的研究考察了故事播出前后青少年自杀率的变化。经过一周的播放发现,青少年自杀率的增长远远高于单由偶然因素解释的比率。而且,有关自杀的电视广播报道越多,随后青少年自杀率增加得越多。即使在研究者们排除了其他可能引起自杀的因素后,自杀率仍然会有增长。因此,对青少年自杀随着媒体报道增加而增多的最为可能的解释是,这类报道实际上触发了随后出现的盲目性模仿自杀。

双子塔倒塌的持续的画面，以及有线电视新闻频道反复打出的那些好战标语（“向恐怖主义宣战”，“美国要反击”，等等），往往能够激发起观众强烈的情绪反应，而这无疑会降低人们就入侵阿富汗是否明智开展任何真正意义上辩论的可能性。不仅如此，在9·11周年之后，当布什总统设法将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与基地恐怖分子联系在一起时，他所提出的授权入侵伊拉克的请求，几乎没有遭到丝毫反对便在国会顺利通过。有必要澄清的是，我并非主张这些政策不成熟。我想指出的是，在类似决定是否开战这类需要发扬民主的、重大的决策时，我们应当面对公众进行自由的、理性的辩论。强烈的情绪反应常常会妨碍人们进行争论和持有异议。就像阿道夫·希特勒的一个高级助手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在纽伦堡被判处死刑之前所讲的，“人们总是被教导要听从领袖们的命令······你必须做的只是告诉人们他们正面临着攻击，而去指责那些主张和解的人缺乏爱国心并且会将国家置于危险之中。在任何一个国家这一手都会奏效。”

一个人持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无疑是与荒谬为伍,而且正如存在主义哲学家阿尔伯特·加缪所看到的,人类这种生物一生都在努力使自己确信自身的存在不是一种荒谬。

马丁·塞利格曼通过一系列实验研究发现,乐观主义的思维方式—相信失败是由于坏运气引起的,而且可以通过努力和能力加以克服—会导致更多的成功、更佳的健康,以及更好的精神状态。
总之,采取自我中心思维和自利归因具有许多益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牢记这些积极的结果并非毫无代价的。想必你已经预见到,它最大的代价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一般看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生活中一些歪曲的看法,往往是以自我辩护为动机引起的。在进行自我辩护的过程中,人们对自己行为的意义进行解释或者歪曲,以便于使它们既符合自己所认为道德上完美，又合乎理性的人的行动。社会性动物最具吸引力的一面就是,人们有着将自己视为完美而又有具有理性的需要，而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又频繁地驱使我们采取那些既不完美又没有理性的行动。

自利偏差指的是个体所具有的这样一种倾向:对自己的成功进性格归因,而对自己的失败进行情境归因。

行动者一观察者偏差:行动者倾向于将他们自己的行为归因为情境性因素,而观察者则倾向于将同样的行为归因为行动者稳定的人格素质。
例如,假如萨姆和苏珊约会时迟到了,他（行动者）可能将自己的迟到解释为“碰巧赶上了一路红灯”,而苏珊(观察者)便可能糕断萨姆“对自己失去了兴趣”。这些不同的看法和归因反过来又可能作为后续行为的基础,而这些行为可以升级为敌对感和冲突 。

人类的攻击性
一：定义
1-社会心理学家将攻击行为定义为旨在引起身体痛苦或者心理痛苦的有意行为。

2-
将攻击行为区分为敌对性攻击和工具性攻击,也是有益的2敌对性攻击是因愤怒感而引起的一种攻击性行为,它旨在施加痛苦与伤害。工具性攻击,也是一种故意伤害他人的行为,但是这种伤害只是达到某个目标的手段,而并不是为了引起
他人的痛苦。

二：攻击的原因
睾丸素
酒精类饮料
痛苦与不适
挫折与攻击
拒绝排斥奚落
社会学习也会增加攻击性

三：媒体暴力会影响观众的攻击性

1.“假如别人可以这样做,我也可以这样做。”当人们从电视上看到某些角色实施暴力时,有可能弱化他们以往所习得的对暴力行为的抑制。
2.“噢,他们原来是这样做的!”当人们从电视上看到某些角色实施暴力时,他们便可能去模仿,并搞明白这些人是如何去做的
3.“我想我现在感受到的一定是攻击性感受。”观看暴力节目使人们更容易感受到愤怒,而且更可能促使人们仅仅因为启动效应而做出攻击性反应。因此,一个人可能会将自己轻度的恼怒错误地解释为愤怒,并且更有可能对人
拳脚相加
4.“嗬哼,还是凶残的拼杀;看看其他频道在播些什么?”观看了大量的暴行,似乎不仅减少了人们对暴力的恐惧,而且还降低了人们对受害者的同情,由此而使得人们更容易容忍暴力,或许也更容易导致人们做出攻击性
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