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这在变化速度成指数级增长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

在考察了世界上不同地域的食物采集者的日常生活之后,人类学家R.B.李(RB.Lee)得出如下结论:“一种真正的公社生活时常被当做乌托邦式的理想而不予考虑,时常在理论上得到认可,然而在实践中却实现不了。但是,有关食物采集者的证据却告诉了我们一种截然相反的情形。这种有物共享的生活方式不但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存在,而且还延续了很长一段时期

关键问题似乎在于,在技术变革和使之成为必需的社会变革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造成这个时间差的原因在于:技术变革能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所以很受欢迎,且很快便被采用;而社会变革则由于要求人类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调整,通常会让人感到受威逼和不舒服,因而也就易遭到抵制。这就解释了当今社会的一个悖论:虽然人类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知识,变得越来越能依照自己的意愿去改造环境,但却不能使自己所处的环境变得更适合于居住。简言之,人类作为个种群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自身不断增长的知识与如何运用这些知识的智慧保持平衡。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学会如何平衡知识和智慧正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以致正如爱因斯坦所警告的那样,人类作为一个种群的未来取决于这种平衡的结果。

农业移民和当地食物采集者之间最常见的关系是相互通婚人种，生出一种新的混血人种。当人口压力又逐步形成时,新的混血儿居民便又向新的地方迁徙,进而又与那里的当地人通婚,逐渐融合。农业技术和农作物就这样被传播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而在农业最后到达的那些地方出现的人,则成为其种族类型与最早的创始者完全不同的人。因此,尽管小麦、牛、轮子和犁发源于中东,然而把这些东西带人中国北部的却是纯粹的蒙古种人。

一次又一次的迁移使农业传播到全球各地,迁移的最后结果是,公元前8000年时组成全体人类的狩猜者,到公元前1500年时,减少到几乎只占人口的1%。职业的转变转而又导致种族的变动。全球种族分布图表明,10000年以前,高加索种人蒙古种人、黑种人、布希曼人、俾格米人和澳大利亚种人这六个种族之间的分布地域大致是平衡的。

但到公元1000年时,这一平衡发生了剧烈的变动,这一变动有利于从事农业的蒙古种人、高加索种人和黑人,而不利于仍过渔猜采集生活的布希曼人和伸格米人。澳大利亚种人之所以能维持原状,只是由于他们居住在与世隔绝的岛屿上,还没有被任何从事农业的人发现。这些岛屿直到18世纪时才被欧洲的探险者发现。当这一发现迟迟地但终于来临时,岛屿上不幸的土著居民便遭到了更加悲惨的结局。从整体上综观全球,农业革命对种族的影响是,结束了长达数千年的种族平衡,建立起一直持续到今天的蒙古种人、高加索种人和黑人的优势。

在旧石器时代,不但不遵守部落传统的人会被杀掉,而且在食物短缺时,婴儿和身体虚弱的人也会被杀掉。食物采集者被迫不断迁移,因为其住地附近的食物来源迟早都会被耗尽。这种不可避免的迁移迫使他们狠心地削减自己的物质财产,也迫使他们在某些时候狠心地削减其团体的成员,如婴儿、老人和身体虚弱的人。显然,对食物采集者来说,一个母亲在一段时期中只能抚养一个小孩,因而在前一个小孩断奶之前出生的其他小孩不得不被杀掉。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文化进化通过引入新工具、新思想或新制度能够(并且已经)在几乎一夜之间就改变了整个社会。只要看看蒸汽机是如何在19世纪时改变了整个世界,看看内燃机在20世纪中是如何发挥其功用,再看看今天的核能和计算机又是如何使我们的环境大为变样,你就不难理解爱因斯坦为何要警告我们:人类现在面临的要么是新的“思维方式”,要么是“空前的灾难”。到关键问题似乎在于,在技术变革和使之成为必需的社会变革之间,存在一个时
间差。造成这个时间差的原因在于:技术变革能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所以很受欢迎,且很快便被采用;而社会变革则由于要求人类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调整,通常会让人感到受威逼和不舒服,因而也就易遭到抵制。这就解释了当今社会的这个悖论:虽然人类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知识,变得越来越能依照自己的意愿去改造环境,但却不能使自己所处的环境变得更适合于居住。简言之,人类作为个种群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自身不断增长的知识与如何运用这些知识的智慧保持平衡。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学会如何平衡知识和智慧正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以致正如爱因斯坦所警告的那样,人类作为一个种群的未来取决于这种平衡的结果。
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平衡问题已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并在今天由于我们
的智慧无法赶上人类日益增长的知识而出现得更为频繁、更为急迫。

历史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核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因为战争的发生不是由于人性，而是由于人类社会的缘故。而人类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因而也可以由人重新构建。以下是人类学家阿什利·蒙塔古（Ashley Montagu）就人性问题得出的结论要点：“毋庸置疑，我们生来就具有基因所赋予的做出各种行为的潜能，但这些潜能变成实际能力的方式则取决于我们所受的训练，取决于学习。……我们真正继承的是塑造和完善自身的能力，使自己不成为奴隶，而成为命运的主宰。”

甚至在占优势的种种市场经济中，资本主义本身也正在以多种供选择的形态出现。这些形态包括强调不受约束的自由企业制度的美国形态，强调福利家和工人参与决策的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形态，以及不同程度地将国家计划经济、被互相连接起来的联合大企业、大公司的终身雇用制和政府对以出口为目的的国内工业的资助结合在一起的正在扩散的亚洲经济形态。
这种多样性表明：21世纪不仅面临着巨大危险，而且还拥有巨大潜力。

当培根强调新兴的科学必须被用于“改善生活”，而不是为了诸如“追逐名利、争夺权位”之类的“卑微目的”时，他已经直面了这一问题。培根还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以下问题：难道人类非得变成经济动物，只知道专注于膨胀的胃和膨胀的银行户头吗？
任何社会的首要目标都必须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食物、住所、健康、教育，因此，必须首先提高经济效率以使这些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但是，如果这些基本需求已得到满足，难道人们还必须无视个人、社会和生态的代价面一味强调经济生产率吗？对于这个基本问题，人类尚未给予应有的考虑。也正是由于这一疏忽，才使得盲目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在全球泛滥，正如库斯托在巴黎散步时所发现的那样。

环保主义者非常担心这些不断增加的数以万计的汽车对全球空气的影响。不过，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却指出：是西欧人发起了工业革命并随后污染了全球的空气，现在他们不能又让这些“贫苦的人”固定在“永远贫苦的人”的地位上。

海洋地理学家雅克•库斯托：“控制这种破坏性的消费主义不是个人的义务，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我不是生态治国论者，绝不是。但是当你在街上开车看见红灯的时候，你会停下来。你不会认为红灯试图限制你的自由，相反你知道它是在保护你。那么为什么在经济学中不会有同样的事情？……责任要靠社会机制而不是个人美德来维系。”

物理学家沃纳•海森伯格（Werner Heisenberg）总结说：“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世界上只面对自己，而不再有其他任何伙伴或敌人。”但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的这种首要地位乃我们当今全球性隐忧与恐惧的根本原因。在消除了所有可能的对手之后，人类不再面对任何敌人，我们面对的只有自己。
这种与我们的内我而不是外部世界的新的对抗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不仅仅要求人类获取更多的知识和技术；事实证明，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同时，它还要求用正确的伦理导向来确保知识被运用于正确方向和目的。
在科学革命兴起的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曾提到过科学革命的潜力，也警告过它可能带来的危险。他热情洋溢地赞美通过科学追求“知识与技能”，但他同时也提到,这种追求需要用“人性和慈善”来加以引导，而且这种追求不应该是“为了自得其乐、争强好胜、高人一等、追逐名利、争夺权位，或其他任何类似的卑微目的，而应该是为了改善生活”。

如果我们认为自已不过是长长物种链上的小小一环，那么这些令人沮丧的书名也许是对的。现在地球上大约有4000万个不同的植物和动物物种，而在此前的不同时期曾经有50亿到400亿个物种。也就是说，只有1%。的物种存活了下来，而99.9%的物种都灭绝了。这一纪录似乎为目前上述“终结”系列著作的热销提供了统计学上的支持。
不过，这种统计却具有误导性，因为在人类和所有灭绝了的物种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后者的灭绝主要是因为它们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例如冰川世纪中发生的那些变化。相反，被赋予高级智能的人类则能够通过使用火种、缝制衣物、建造房屋等方法来让环境适应自已的需要。因此，人类是能够使环境适应自己的需要，从而成为自已命运的主人而不是奴仆的独一无二的物种。

新世界需要新史学。20世纪60年代的后殖民世界使一种新的全球历史成为必需；今天，20世年代以及21世纪的新世界，同样要求我们有新的史学方法。20世纪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产物，而20世纪90年代的新世界则正如教皇保罗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响”的结果。

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这在变化速度成指数级增长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回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
例如，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以西方为导向的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我们自然也生活在一个由西方居支配地位的世界中。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是一个由西方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时代。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接着发生的殖民地革命很快就结束了这种霸权，世界地图上一些庞大的欧洲帝国的消失便证明了这一点。地图上许多地方的名字和颜色都从根本上起了变化，从而反映了已在20世纪中叶以前出现的这一新世界。
我们渐渐不情愿地认识到，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传统的以西方为导向的历史观已不合时宜，且具有误导性。为了理解变化了的情况，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球视角。尽管伴有种种精神求索的阵痛，但世界却完成了自己从旧到新的转变。到20世纪60年代，世界历史协会的出现、《世界历史杂志》的问世以及本书第1版的出版，皆证实了这种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