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批评金圣叹，是他将人家原文肢解鳞割，迁就己意，使读者没有余地。拿现代俗话说，还是把读者看得太低。

历史使人通达，哲学使人明智。

以上两位都是大学者，可见当时文人都写一手剧本，如唐人都作诗，宋人都作词，有那么一种集体潜意识。

这种潜意识在汉文化一直到流到清末，断了，没有了。

这种既传统又发展的集体潜意识到“五四”断层，其严重性，是个思考题。

毕加索完成蓝色、粉红色（玫瑰）时期，认识自己了吗？等他看到黑人木雕，醒了过来。

贝多芬到《第三交响乐》，才是自己。

认识自己的风格，是大幸事，很多人一辈子不曾享受这种幸事。但找到后能否成功，还难说。

风格是一种宿命。
徐文长字怪画怪，剧本不怪，反倒不好了。叫梵高画工笔，完了。

希腊人说：认识你自己。对艺术家，还有一句潜台词：认识你自己的风格。

中国人爱这种团圆、状元、作美，是想把一切都当场在剧院里了结。
西方不肯了结，带回家。西人强，中国人弱。

还有一位顾大典，生卒年不详，写《青衫记》，写白居易，也是小灵感害大灵感，把“商人妇”写成白居易情人。这种改编很讨厌。

中国民族有个偏好，什么呢，喜欢“作美”。职业媒婆多，业余媒婆更多，这种民族心理很奇怪。

汤显祖的唱词，常有很难唱的句子，唱者得改了才能上口。他很怒，说：我写的东西，不妨将天下人嗓子拗折。很霸道，很可爱。瓦格纳也有些作品不能演奏，得指挥改编后才好上演。

任性，要看任什么性。伟大的性，要任，大任特任。

音乐家最任性的是贝多芬，乐谱中常标出：“必须这样！”
画家中最任性的是梵高。
哲学家中最任性的是尼采。

但话要说清楚：先要通情达理。
所谓情，是艺术的总量。理，是哲学的目的。
你不通不达，是个庸人；既通又达，充其量二流三流——

我所谓通情达理，是指这个意思。如果你自问已够通了，够达了，那就试试任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