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话题”不能只谈鲁迅。只谈鲁迅,将会加深他的孤立,使这孤立更精致,更难以把握。“鲁迅研究”本该是文化研究,然而我们时代货真价实的文化在哪里,拿什么去研究鲁迅?——当海涅对歌德微妙地不敬、庞德改动艾略特的诗章、巴特评析纪德的文体、纪德发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度、博尔赫斯偏爱叔本华的哲学、昆德拉分析贝多芬的乐谱,他们不必顾虑种族与时空的阻隔,因为他们当然地属于同一的、有效的欧洲人文大统,不曾迷失于历史谎言,更不会在历史断层的深隙中坐井观天;当以赛亚·伯林大范围质疑启蒙遗产,并居然从康德的线索中清理民族主义信号时,他是在救并丰富前辈的学说,而他纵横检视古希腊迄今的思想遗产,乃基于对西方文化大统拥有足够的资格与确信。
我们有这样牢靠的资格与确信吗?

西方人物的身后命运怎样呢?譬如,启蒙运动确实塑造了今日西方,尼采果然标举了新型知识精英的立场,马克思大大颠覆了资本主义。然后,启蒙要义、尼采学说、马克思主义不断被后代展开追问,并持续超越。当列维-施特劳斯怀疑晩辈福柯或德里达的学说时,他知道审慎而准确地用词;巴特出道之书《写作的零度》旨在与长辈萨特辩难,而他最后著作《明室》的扉页,题写向萨特的《论想象》致敬……十倍百倍于鲁迅耗尽心智的文化论战,在西方从未停止,那种激烈、深度、不苟同,尤其是丰富的建树,远远超过鲁迅与他的敌友。在西方,文人从未被打倒,而是被质疑;从未被神化,而是被纪念;从未被架空,而是实实在在地被试图理解、被持续研究。我所亲见的西方人谈起先贤与哲人,并不大惊小怪,只是平静而诚恳的尊敬。

“巴金”的笔名,就是取两位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中文译名: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