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为什么大家只知道鲁迅一个人在“诅咒”呢?就因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和知识遗产,被高度政治化——胡适的知识背景是英美那一套,后来又和国民政府合作,所以他的革命性全部不算,变成反动派;陈独秀因为二十年代末不服苏联的管制,既被共产国际抛弃,又被中共党内打击,所以他的革命性也全部不算,连创建共产党的大功劳也不算。鲁迅死得早,没有介入国民政府,也不是共产党员,而他的“诅咒”具有高度的文学性,他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其他新兴知识分子比不上,所以鲁迅在建国后最有利用价值,最方便被以一种极不道德的方式树立为一个道德的,甚至超道德的形象，来压迫大家。

五十年代初鲁迅被神化,同时是胡适的被妖魔化。当政府为鲁迅补办国葬时,胡适批判在全国范围展开,他的书被全部禁止,就像鲁迅的著作在台湾也被一律禁止。此后至少两代人,在大陆读胡适、在台湾读鲁迅,都是政治行为,都有政治危险。所以独尊鲁迅、抹杀胡适,不是关于鲁迅,也不是关于胡适,而是我们几代人被控制被洗脑的漫长过程。
这一洗脑过程,在大陆,采取同一模式,就是:在各个领域选择民国时期某一位人物,以“政治上的正确”给予褒扬、抬高,不可怀疑,不可反对,直到被神化,同时,贬斥该领域其他重要人物,批判、压制,直到被抹杀、被遗忘。以下一组粗略的名单,是人文艺术领域的小公案:
在文学界宣扬茅盾、巴金,封杀沈从文、张爱玲的所有小说;在思想界抬高艾思奇,贬低冯友兰;在史学界抬高郭沫若,抑制陈寅恪——说起来不伦不类,郭沫若的身份严格说来并不是历史学家,但解放后他公开批判自己在民国时期的创作,从事历史与考古学——再譬如音乐家,我们从小只知道聂耳和冼星海,长期不知道黄自和黎锦晖,因为不准播放他们的歌曲;美术界则高度肯定徐悲鸿,批判刘海粟、林风眠,停止出版民国美术的非左翼作品;在演艺界,推崇梅兰芳,抑制程砚秋尚小云等名家;电影界,除了民国时期左翼人物被启用,非左翼电影人逐渐消失。

上海是休想再请来鲁迅了,也休想恢复当年的文化生态。没关系，我只是说,未来的上海,除了高楼大厦,除了产量和产值,还有么别的人事值得夸耀,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在纪念柔石的篇章的末尾,鲁迅写道:
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
说他们的时候的。
他说对了。那些被他痛惜的“很好的青年”今天都供在烈士牌位上;他也说错了,因为被不断说起的是他的文章,他的朋友的性命,其实只剩一种可见的价值,即换取鲁迅的文章。

然而我所谓的“好玩”是一种活泼而罕见的人格，我不知道用什么词语定义它，它绝不只是滑稽，好笑，可喜，它的内在的力量远远大于世人的想象，甚至是致命的力量——希特勒败给丘吉尔,只为希特勒不懂得“好玩”;蒋介石败给毛泽东,也只为蒋介石不懂得“好玩”。好玩的人懂得自嘲,懂得进退,他总是放松的,游戏的,豁达的;“好玩”,是人格乃至命运的庞大的余地、丰富的侧面、宽厚的背景;好玩的人一旦端正严肃一旦愤怒激烈,一旦发起威来,不懂得好玩的对手,可就遭殃了。

总之，鲁迅的时代，英雄豪杰爱国志士，多了去了，只不过五十多年来，许多民国人被我们贬低了、歪曲了、抹掉了、遗忘了…在我们几代人接受的教育中，万恶的“旧社会”与“解放前”，除了伟大的共产党人，好像只有鲁迅一个人在那里左右开弓跟黑暗势力斗。鲁迅一再说，他只有一支笔，可是我们偏要给他背后插许多军旗，像个在舞台上凶巴巴唱独角戏的老武生…

这时我回头看看鲁迅先生: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

癖好绘画的文人,自来不少,可贵是鲁迅看待绘画的眼光,非常开阔、锐利,又相当贴己、克制,始终在自己偏爱的,可把握的尺度内,搜罗画本,议论绘画。从幼年的《山海经》到中年编印《北平笺谱》,更兼对于欧陆前卫版画的迷恋,鲁迅终生偏爱版画,尤其木刻。他感激保姆长妈妈,即是那乡下女人为他买了第一册民间画本,日后对版画的乐趣历久而不衰,是这童年记忆的延续和提升他倒并不因此扩及并惠顾其他画种,但也不满足于旧式版画的内容与功能,遂有后来倡导左翼木刻的事迹—木刻的易于复制、传播,木刻的所谓大众性与革命性,被左翼史论,也被鲁迅自己,十二分渲染了,但鲁迅的天性,鲁迅的文学笔调,这种笔调的黑白质地,从来是木刻性的,正合于他的禀赋:简约,精炼,短小,在平面范围内追求纵深感。版画趣味,是鲁迅文学风格自然而然的延伸。

“鲁迅话题”不能只谈鲁迅。只谈鲁迅,将会加深他的孤立,使这孤立更精致,更难以把握。“鲁迅研究”本该是文化研究,然而我们时代货真价实的文化在哪里,拿什么去研究鲁迅?——当海涅对歌德微妙地不敬、庞德改动艾略特的诗章、巴特评析纪德的文体、纪德发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度、博尔赫斯偏爱叔本华的哲学、昆德拉分析贝多芬的乐谱,他们不必顾虑种族与时空的阻隔,因为他们当然地属于同一的、有效的欧洲人文大统,不曾迷失于历史谎言,更不会在历史断层的深隙中坐井观天;当以赛亚·伯林大范围质疑启蒙遗产,并居然从康德的线索中清理民族主义信号时,他是在救并丰富前辈的学说,而他纵横检视古希腊迄今的思想遗产,乃基于对西方文化大统拥有足够的资格与确信。
我们有这样牢靠的资格与确信吗?

西方人物的身后命运怎样呢?譬如,启蒙运动确实塑造了今日西方,尼采果然标举了新型知识精英的立场,马克思大大颠覆了资本主义。然后,启蒙要义、尼采学说、马克思主义不断被后代展开追问,并持续超越。当列维-施特劳斯怀疑晩辈福柯或德里达的学说时,他知道审慎而准确地用词;巴特出道之书《写作的零度》旨在与长辈萨特辩难,而他最后著作《明室》的扉页,题写向萨特的《论想象》致敬……十倍百倍于鲁迅耗尽心智的文化论战,在西方从未停止,那种激烈、深度、不苟同,尤其是丰富的建树,远远超过鲁迅与他的敌友。在西方,文人从未被打倒,而是被质疑;从未被神化,而是被纪念;从未被架空,而是实实在在地被试图理解、被持续研究。我所亲见的西方人谈起先贤与哲人,并不大惊小怪,只是平静而诚恳的尊敬。

“巴金”的笔名,就是取两位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中文译名: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