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至爱亲朋的离去,很多人的反应是缩回自己的小窝,执迷于已经死去的人,在头脑中和他们说话,以我们的经验去想象他或她的想法和反应。然而,这样的阶段通常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开始放手,放下已经失去的人,继续前进——要么重新拾起原有的人际关系和活动,要么在新的关系上面投资我们的情感和精力。但是,一些人会徘徊不前,陷在对逝者的记忆中，把感情放在他们身上，而不是投入新的人际关系。

人类最重要的前进动力之一,就是寻找人生经历的意义。我们每个人都对世界的运作方式有自己的理解(即使我们从来没有明确阐述过),并透过这一“滤镜”看待个体经历。世界观指引着我们的行动和决定,为我们提供意义和目的感。
有人可能认为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是“天意”,还有人相信“种瓜得瓜”,有人认为“凡事必有因”,有人则觉得“一切都是偶然”。有些人觉得从普遍意义来讲,世界是公平的,另一些人则深信事实恰恰相反。有些人相信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而其他人却认为事物的发展是随意的。
无论我们的世界观如何,丧失和创伤都可能挑战我们对世界的基本看法,让我们经历深刻的情绪困扰。震惊之余,我们挣扎着为灾难寻找原因，试图把新的现实纳入不再向我们提供安全感的基本信念的框架之中。事实上,这种“信念危机”并不少见。此时，我们常常心中充斥着疑问和困惑,再次踏上寻找答案的旅途。
这种紧迫的需求,促使我们不断反思事件发生的经过、原因和方式,以及如何做能够避免。我们可能把每一个片段和细节都拿出来条分缕析，认为如果某些因素有所改变，我们就能免除当下的痛苦。

丧失和精神创伤往往迫使我们面对一个新的现实,这取决于我们所经历的事件的严重程度,它们还会重新定义我们的身份以及我们的人生走向。事故发生前,格兰特的自我是由其职业、外向的性格和运动天赋定义的。然而现在,这三个要素完全无法在他的生活中发挥任何作用。所以,格兰特迫切需要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重新和自己埋藏在悲痛之下的个性和品格取得联系,以便决定未来的生活走向。
很多丧失和创伤都需要我们重新定义自我和个体身份。例如,过去由事业或配偶进行自我定义的人,在失业或离婚后,就要重新寻找定位。我们可能会以运动能力和为人父母的身份定义自我,在失去健康或孩子长大离家后,也要重新自我定义。在此类情况下,我们需要花时间去重新发现自己是谁,揭开悲伤的表皮,挖掘我们认为有意义的东西和自我表达的新途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的人生就只能留下可怕的空白,就只能放大我们的丧失程度,粉碎基本的自我意识,使我们漂泊在自我怀疑和自我厌恶的惊涛骇浪之中。

除了导致严重的情绪因扰以及令人苦于应付的现实变化,丧失和创伤在我们的精神层面也造成了可观的破坏,它们会造成三类伤口,每一种所需的恢复方法都不一样。
首先，丧失与创伤所造成的生活混乱威胁到我们的自我认知、个体角色和认同感。
其次，它们导致的悲剧事件常常会挑战我们的基本世界观和自我定位。例如,我们会努力找出这些事件的意义,或将其纳入我们信仰体系的框架。
其三，它们让许多人感觉难以与那些我们曾经觉得有意义的人和活动保持联系,我们甚至会觉得,如果重新回到原来的生活,就是对失去的人的背叛,或者是对我们经历过的苦难的不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