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关于命运的故事将贯穿在整部企业史中。在我看来，企业史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企业家创造历史的过程。只有通过细节式的历史素描，才可能让时空还原到它应有的错综复杂和莫测之中，让人的智慧光芒和魅力，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错误，被日后的人们认真地记录和阅读。
在1978年到2008年的中国商业圈出没着这样的一个族群：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忍而勇于博取。他们的浅薄使得他们处理任何商业问题都能够用最简洁的办法直指核心，他们的冷酷使得他们能够拨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脉脉而回到利益关系的基本面，他们的不畏天命使得他们能够百无禁忌地去冲破一切的规则与准绳，他们的贪婪使得他们敢于采用一切的手法和编造最美丽的谎言。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即便走得再远，我对历史的所有好奇，也全部来自现今中国的困顿。因为我发现，中国的经济制度变革，若因循守旧，当然不行，而如果全盘照搬欧美，恐怕也难以成全，中国改革的全部难处和迷人之处，即在于此。所以，与历史修好，在过往的经验中寻找脉络，或许是解读和展望今日及未来中国的一条路径。能否在传统国情与普世规律之中探寻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实在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我不能保证所有的叙述都是历史“唯一的真相”。所谓的“历史”，其实都是基于事实的“二次建构”，书写者在价值观的支配之下，对事实进行逻辑性的铺陈和编织。我所能保证的是创作的诚意。20世纪60年代的“受难者”顾准在自己的晚年笔记中写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不需乞灵于上帝。”他因此进而说：“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必须拒绝任何形式的先验论，必须承认一切社会或经济模式的演进，都是多种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综合作用的产物。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任何一段历史，都是那个时期的国民的共同抉择。

“在中国的黄河上逆流行舟，你往往看到的是曲弯前行的船，而没有注意到那些在岸边拉纤的人们”。有血肉、有悲喜的商业人物在传统的中国史书上，从来都是被忽视和妖魔化的一群人。

如果把当代放入两千余年的历史之中进行考察，你会惊讶地发现，正在发生的一切，竟似曾相遇，每一次经济变法，每一个繁华盛世，每一回改朝换代，都可以进行前后的印证和逻辑推导。我们正穿行在一条“历史的三峡”中，它漫长而曲折，沿途风景壮美，险滩时时出现，过往的经验及教训都投影在我们的行动和抉择之中。

我们的国家一直处在重要的变革时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让它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同时，种种的社会矛盾又让每个阶层的人们都有莫名的焦虑感和“受伤感”。物质充足与精神空虚、经济繁华与贫富悬殊、社会重建与利益博弈，这是一个充满了无限希望和矛盾重重的国家，你无法“离开”，你必须直面。

整个20世纪80年代,在很多城市,到民营工厂上班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而自己开一个小铺子做一点小生意,就会被蔑称为“个体户”,也就是一个“没有组织的人”,一个不受保护的体制外的流浪汉。这个社会印象一直要到“万元户”这个名词出现之后,由蔑视到暗暗的羡慕,再到全社会的无度的称颂。20年前的国营和集体企业都是一些可怕的庞然大物,很多大型国有工厂几乎具备一切的社会功能,“除了火葬场,什么都有”。一个工作岗位是很珍贵的,是可以“世袭”的,父亲在退休之后可以马上指定一个自己的子女顶替,企业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重要得像“一个更大的家庭”。现在已经是富豪的宗庆后当年就是在乡下“插队落户”,为了回到城里,他恳请在一间区校办工厂上班的母亲提前退休,她把这个岗位让给了儿子,后者骑着三轮车到各个学校的门口卖练习簿和铅笔,筹足了一点钱后他创办了娃哈哈儿童保健品厂,现在它已是中国最大的饮料公司。

我试图从经济变革和企业变迁的角度对正在发生的历史给予一种解释。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一再地追问这些命题——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
我的所有写作都是为了一一回答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现在看来,它们有的已部分地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
我不能保证所有的叙述都是历史“唯一的真相”。所谓的“历史”,其实都是基于事实的“二次建构”,书写者在价值观的支配之下,对事实进行逻辑性的铺陈和编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