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上苍令中国这头巨狮沉睡了很久,但它还是怜悯的。它让这个国家在1949年结束了漫长而残酷的战乱,然后举全民之力开始了一场颇有点军事色彩的农业和重工业建设,在1978年以后,它又让国家的成长主题从主义之争重新回到经济发展的轨道上。于是,在十多年之后,当互联网这个幽灵从美国东海岸的实验室里蹿将出来,搅乱整个商业世界的游戏规则时,已经初步完成了体制和观念转轨、特别是形成了一定的民间资本力量的中国正好踩在了这个转型点上。很难想象,如果中国的经济改革再迟十年,或互联网的浪潮提前十年到来,中国的今天和未来将会是一番怎样的格局。

1988年的物价闯关失利以及发生在1989年的社会动荡和经济低迷,让中国的决策者对未来的改革模式有了新的思考。激进的思路渐渐退潮，种渐变式的改革理念成为新的主流。1989年,邓小平曾提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此后,“稳定”成为一个频繁出现的名词,《人民日报》在新年元旦社论中写道,“只要保持稳定,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稳定压倒一切”与“摸着石头过河”,以及“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都是邓小平的改革名言,细细咀嚼,其中意蕴一以贯之。

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的治理整顿,让全世界对中国政府强有力的调控能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出乎很多国际观察家的预料,中国经济并没有在通货膨胀中继续失控地滑行,而是迅速地从过热中冷却了下来。在1989年,全国物价总水平上升了17.8%,下半年更是高达40%,用《纽约时报》的话说,“物价狂涨几乎可以跟1949年共产党接管这个国家时相提并论”。然而,到1990年6月,物价指数就已经降到远低于危险界线的3.2%,抢购风潮退去,社会恐慌心理随之就平静了下来。

在通货膨胀被强行控制住之后,消费的持续低迷立即成为一个新的全国性苦恼。老百姓开始持币惜购,银行存款猛增,所有消费品和物资市场一片萧条。从7月开始,一个新名词开始被频频讨论—“市场疲软”。到八九月间,全国的工业成品库存积压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1%,达到1067亿元,而国家预算内国营工厂的库存更是增加了45.9,实现利润下
降56%,平均每100家工厂里就有33家出现亏损。

到1988年,聪明的温州干部又找到了一种更有说服力的产权模式。这年8月,苍南县在一家名叫桥墩门啤酒厂的小企业搞试点,设计出“股份合作企业章程”,此章程的微妙之处在于,它规定“企业财产中有15%是业全体劳动者集体所有的不可分割的公共积累资金”,“它的独立存在,是股份合作制企业区别于合伙私营企业和作为集体经济组成部分的重要标志之一”。正是有了一部分公共积累,股份合作制企业被理所当然地归入了集体经济的范畴。这企业股权的设计举世皆无,可说是中国基层改革派面对所有制禁区的次大胆创新,它被认为是一种“非驴非马经济”,却在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一家私营企业要“改造”成股份合作制企业也可谓非常之便捷:只要宣布本企业15%的资产为“全体劳动者的公共积累”即可。

在农业部的主导下,沿海各地纷纷推广股份合作制,很多集体企业也乘机进行了产权改造,由于各地情况不同,那条15%的“公有制的尾巴”也有粗有细,有些只有10%,有的则高达50%,不过无论如何,这种模式的尝试削减了一些人对私营企业的无休止的清算，也让企业部分地完成了资产所有权的清晰化


这便是发生在1990年前后的一个事实:政府出于宏观整顿和维护集体经济的目的,发动了对“假集体企业”的清理,间接催生出一种新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模式,最终意外地演变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企业产权清晰运动。江浙及珠三角一带的很多私营公司,以股份合作制的面目发展了相当长的时间,在政策日宽松后,它们又以各种
手段剪掉了那条仅仅在名义上存在的“尾巴”,恢复其本来的产权性质。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一直存在着一个现象:一些私营业主为了自我保护及得到政策上的支持,便将自己的企业“挂靠”在乡镇集体上,每年缴纳一定的管理费用,其余的资产处置则一切自主。它们被称为是“挂户经营企业”、“红帽子企业”或“假集体企业”。
其挂靠原因主要有三:政治原因避免受到政治歧视和间歇性的整顿打击;经济原因—可以享受集体企业的一些优惠政策,合法获得原材料等;运营原因在初期,私营企业不受消费者和经济交往单位的信任。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这一部分企业的存在给统计和调查部门造成了困惑,以致人们无法准确地计算出私营企业的真实状况。

在那个时期,乡镇企业被戏称为“气候经济”,也就是随着政策的松与紧而波动性成长。

早期温州商人在商业上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狡黠,与硬骗强取截然不同,却将原始积累过程中的那种没有道德底线的狡黠与血腥,展现得淋漓尽致。伴随着市场繁荣和民众富裕的是,原有商业秩序的破坏、淳朴的公共观念的淡漠和生态环境的破坏。确切地说,温州现象并非孤例,它同样存在于所有商业活动率先活跃起来的地区,如广东的珠三角及潮汕地区、福建的晋江地区、江苏的南部地区等等。我们只能说,那是一个缺乏善恶感的时代，在“摆脱贫困”这个时代主题面前,一切的道德价值评判都显得苍白无力。

这样的关于命运的故事将贯穿在整部企业史中。在我看来，企业史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企业家创造历史的过程。只有通过细节式的历史素描，才可能让时空还原到它应有的错综复杂和莫测之中，让人的智慧光芒和魅力，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错误，被日后的人们认真地记录和阅读。
在1978年到2008年的中国商业圈出没着这样的一个族群：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忍而勇于博取。他们的浅薄使得他们处理任何商业问题都能够用最简洁的办法直指核心，他们的冷酷使得他们能够拨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脉脉而回到利益关系的基本面，他们的不畏天命使得他们能够百无禁忌地去冲破一切的规则与准绳，他们的贪婪使得他们敢于采用一切的手法和编造最美丽的谎言。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即便走得再远，我对历史的所有好奇，也全部来自现今中国的困顿。因为我发现，中国的经济制度变革，若因循守旧，当然不行，而如果全盘照搬欧美，恐怕也难以成全，中国改革的全部难处和迷人之处，即在于此。所以，与历史修好，在过往的经验中寻找脉络，或许是解读和展望今日及未来中国的一条路径。能否在传统国情与普世规律之中探寻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实在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我不能保证所有的叙述都是历史“唯一的真相”。所谓的“历史”，其实都是基于事实的“二次建构”，书写者在价值观的支配之下，对事实进行逻辑性的铺陈和编织。我所能保证的是创作的诚意。20世纪60年代的“受难者”顾准在自己的晚年笔记中写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不需乞灵于上帝。”他因此进而说：“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必须拒绝任何形式的先验论，必须承认一切社会或经济模式的演进，都是多种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综合作用的产物。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任何一段历史，都是那个时期的国民的共同抉择。

“在中国的黄河上逆流行舟，你往往看到的是曲弯前行的船，而没有注意到那些在岸边拉纤的人们”。有血肉、有悲喜的商业人物在传统的中国史书上，从来都是被忽视和妖魔化的一群人。

如果把当代放入两千余年的历史之中进行考察，你会惊讶地发现，正在发生的一切，竟似曾相遇，每一次经济变法，每一个繁华盛世，每一回改朝换代，都可以进行前后的印证和逻辑推导。我们正穿行在一条“历史的三峡”中，它漫长而曲折，沿途风景壮美，险滩时时出现，过往的经验及教训都投影在我们的行动和抉择之中。

我们的国家一直处在重要的变革时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让它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同时，种种的社会矛盾又让每个阶层的人们都有莫名的焦虑感和“受伤感”。物质充足与精神空虚、经济繁华与贫富悬殊、社会重建与利益博弈，这是一个充满了无限希望和矛盾重重的国家，你无法“离开”，你必须直面。

我无法反抗墙
只有反抗的愿望。
我首先必须反抗的是
我对墙的妥协,
和对这个世界的不安全感。
——————————————舒婷《墙》1980年
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大江南北风调雨顺,举国都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24岁的北京诗人顾城在《星星》诗刊上发表了他的成名作《一代人》,全诗很短,只有区区的两行,却如原子弹一样地引爆了整整一代人积压已久的情感:“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绪倾诉,个人意识的苏醒在这两行诗歌里毫不隐藏地显露出来。所有的人似乎都开始意识到,
这将是一个不平静的开始。

在过去的15年里,观念的突破一直是改革最主要的动力,哪些地方的民众率先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哪里就将迅速地崛起,财富向观念开放的区域源源地流动。而很多的改革又都是从“违法”开始的,那些与旧体制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规定成为改革的束缚,对之的突破往往意味着进步,这直接导致了一代人对常规的蔑视,人们开始对制度性约束变得漫不经心起来,他们现在只关心发展的效率与速度。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那段有关“丛林法则”的经典论述,正成为中国企业史的一条公理:“存活下来的物种,不是那些最强壮的种群,也不是那
些智力最高的种群,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最积极反应的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