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物资生产和分配全由国家来调控,当时的年度计划会议要开几个月,担任过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综合司司长的朱之鑫回忆说:“那时候搞计划可以说像骡马大会,非常的厉害。你比如说一个煤矿,我采掘多少煤,需要多少坑木要报上来,坑木怎么办呢?我又要去林业部门看它有多少木材,采集这个可以分给煤炭行业多少,然后再到铁路部门跑运输,就这样做计划。”很显然,这是一整套非常严密的计划生态链,它在一个高度集中、全面封闭的体系内运行,全国的企业就像一个个车间,国务院总理相当于厂长,计划委员会则是一个调度室,计划点菜,财政拨款,银行数钱,看上去是那么的井井有条。但是,这种计划经济对效率的排斥和漠视却已经是一件不需要来论证的事情了。

在这里,我们必须提醒读者一个事实:中国民营公司的成长从一开始就有两个源头,一是华西式的乡村基层政权及其集体企业组织,二是鲁冠球工厂式的自主创业型企业。在日后很长的时间里,吴仁宝和鲁冠球是中国乡镇企业最耀眼的“双子星座”,但是他们的起点却相去甚远前者始终依托在村级政府的肌体上,而后者的崛起则大半是个人创造这种差异在一开始并不起眼,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乡镇企业”一直是他们共用的一个概念,直到“企业产权”的归属成为一个问题时,他们的命运才开始向不同的方向飞奔,
这自然是1990年之后的话题了。

应该说松永的观察是很精准的。1978年,除了主要领导人频频出访之外,中国政府还做了一些动作,它们在当时似乎并没有引发联想,然而在后来的研究者眼中却绝非巧合。这一年的7月3日,中国政府停止对越南的援助,13日又宣布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技术和经济援助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12月16日,中美发布建交联合公报。
一疏一近,貌似毫不相干,其实却不难看出内在的某种抉择: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缠,以经济发展为主轴,悄悄向发达国家靠拢的发展主导型战略已经开始发酵。

“中国工人把他们的工作看成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机会。工厂管理人员对于工人阶级中的成员不敢压制。在这种企业里,工人的身份是可以世袭的,当一名工人退休时,他或她可以送一个子女到这家工厂工作。桂林丝厂有2500多名工人,从来没有解雇过一个人。”

在中国现代史上,1978年是一个十分微妙和关键的年代。尽管在此前两年,执行极左政治路线的“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但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中的某些人提出“两个凡是”的政治主张,在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实行意识形态化的治理。刚刚复出的老一辈领导人邓小平则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进中国的命运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