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是资本家,说了谁也不信,但用理论一套却还真是的。在鲜活的现实面前,“经典”终于显出它的苍白和尴尬来。如果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应该被清除的话,那么,“家庭副业”怎么能够发展得起来?难道所有的工厂人数都必须控制在7个人之下?“傻子”出的这道难题,让全中国的理论家们争辩得面红耳赤。

1979年2月,760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军如潮水般地返回到他们当年出发的城市,一些小型的骚乱在各地此起彼伏,就业问题顿时成为中国第一个亟待解决的燃眉之急。十年前,由毛泽东发动的知青下乡运动风起云涌,中学生走出校门,打起背包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今还是这些被称作“知青”的人群,经过整整十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洗礼,如同一群群从梦中突然醒来的游走者,集体地逃回到城市来。数据显示,除了700多万人,尚有300万人还将在未来两年内陆续返城。他们要吃饭,他们要工作,他们要生存,这是一个精力旺盛、自认为被耽误青春、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却又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们干的庞大族群。美国的《新闻周刊》在《邓小平能救中国吗?》一文中提问:“我们看到了一个被唤醒的中国,但中国面对很多问题,‘文革’破坏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环境,大量返城知青等。邓小平的问题是,如何在不变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拯救这一切。”

①海内外学者普遍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3年):以放权让利为主线、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模式阶段。第二阶段(1993-2001年):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尝试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第三阶段(2001年以后):改革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是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阶段。

首钢与主管部门的矛盾是一个日渐扩大化的普遍现象。当企业自主权落实,本来被压抑着的生产积极性在短时间内就会被激发出来,产量便很快增长,但在这时,计划体制与企业内在冲动的矛盾就开始尖锐。比首钢改革更早的四川省第一批列入试点的重庆钢铁厂厂长王宇光也有同样的经历:1979年前后,产量很快上去,新生产出来的钢材没两个月就堆满了工厂的仓库,可是国家物资储备部门下给重钢的收购指标却已经用光了,而另一方面,想要钢材但没有计划指标的单位却在重钢门口排成了长队。一个厂门内外,里面因为胀死要停产,外面大声要货却不能给,厂长王宇光一咬牙,开门出货,重钢的钢材顿时一泄而出。计划部门很快察觉到重钢的“违规行为”,1980年,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联合下文,认定“钢材自销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必须被坚决制止”。重钢的快活日子只过了几个月就戛然而止,王宇光吓出一身冷汗,“好在我们是试点企业,否则我就倒霉了。”

我们似乎可以用“周冠五模式”来描述国有企业当家人的命运轨迹:起而传奇,中则辉煌,晚年落寞。周冠五当了十多年的中国改革典型,其风光荣耀一时无二。1995年,周冠五之子、首钢国际公司总经理周北方卷入北京市前市长陈希同案,以涉嫌经济犯罪被捕,后来被判处无期徒刑,周冠五退休。此后,首钢的改革效应日渐减退。

回过来再说周冠五的改革。自主权的下放,意味着首钢与上级管理部门的职权关系的调整,周冠五不再是一个管理20万人,却只有权力签字改造一个厕所的厂长,他要掌控自己的命运。这里便直接触及国有企业管理者与资产所有者的权力调整,这是中国企业变革的重要命题之一。事实上,从改革的第一天起,这种权力调整便是在一种暖昧的、纠缠不清的情景下持续着的,博弈在既得利益集团内尖锐地进行着,在产权没有清晰的前提下,它将缠绵永续,无始无终。首钢无非是首例而已。

①领导了战后日本经济重建的吉田茂首相在《激荡的百年史》中宣称,“日本是一个充满冒险精神的民族,日本人的目光绝不狭隘,不会只局限于日本这个范围。”与此类似,日本企业家也同样有着“天下独尊、舍我其谁”的霸气,这种气质对建立于新教传统和欧洲骑士精神之上的欧美商业伦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缺乏协作性和共赢意识的全球竞争理念,是不是日后造成日本公司十分孤立并陷入十余年成长低迷的肇因,至今还未有共识。

关于保险业是否应该恢复的讨论也被提上了日程,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从1959年到1979年期间,中国国内所有的保险业务都停办了,企业和家庭被认为不需要这种“资本主义的剥削工具”。到1980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成立,随后进入了长达六年的独家垄断时期,1986年才发放了第二张保险执照,要再过六年,外资保险公司才被允许进入。保险业的梯次开放进度,几乎是中国所有垄断型行业的缩影。

后来,被折磨得“脱去人形”的霍英东终于想出了一个绝招,他先把开业请柬向北京、广东及港澳人士广为散发,将开业日子铁板钉钉地定死了,然后,他就拿着这份请柬到各个环节的主管部门去催办手续,这一招居然还是生效了,工程进度大大加快。1983年2月,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当日酒店涌进
了一万多个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