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十分具有寓意性的推演。它似乎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最具改革精神的中国官员坚信,只要充分放权和锐意改革,自己是完全有能力搞好国有企业和振兴一方经济的。而到90年代末期,他们已经隐约感觉到,这种体制内的突围已经遭遇“极限”,或许唯有借助更为强大和自由的外来资本的“混血”,才可能构成进一步的推动。蛇口生而太早,因而不可能同时肩负两个时代的命题。
袁庚应该是在他离休前便意识到了他的那个“错误”。于是,他在任内的最后一项重要决定便是,排除众议让蛇口的三个下属公司走出体制外,实行股份化。这三个公司,一家是招商银行(它的前身是蛇口工业区内部结算中心),它后来居上,一跃成为中国第一高效率银行(在世界也排名第七),一家是平安保险公司,它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保险机构,它的当家人是袁庚早年的司机马明哲,斯人后来竟成为“中国首富”;还有一家是南山(港口)开发公司。“如果把整个蛇口都如此放出体制外,今日蛇口又将如何?”这是晚年袁庚常常与人聊起的话题。
事实上,每一个强大的个人,当他面对顽固的制度性障碍的时候依然会表现得那么软弱无力。当袁庚被派遣到蛇口的时候,他的领导者是希望靠他这个“强壮而精明”的武士“杀出一条血路来”。他确实完成了这个任务,而麻烦的是,他居然还想顺便完成另一项更重大的任务在这个新开拓的土地上构筑与原来全然不同的制度,这显然已经超出了他的“使命”。于是,最后的落寞便已经命中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