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中山小榄,乃至中国沿海各地,到处游荡着“梁伯强”,他们是中国田野上无数朵渴望致富的漫漫野花。尽管受到遏制,体制外力量还在上升的通道里,到1982年年底,全国工商户已达101万家,与1979年底的10万户相比,整整增长了10倍。春天真的已经到了,尽管没有歌曲里唱的那么浪漫。

关于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经历了五次转变:1949~1977年为计划经济;1978~1983年,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思想;1984~1987年,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1987~1992年,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
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1992年以后,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这个泡沫还将持续两年,1983年,长春市政府做出了《有关君子兰交易的若干规定》。为一种花草的买卖专门以政府名义做出规定,举国这是第一例。《规定》要求:“卖花要限价,一株成龄君子兰不得超过500元,小苗不得超过5元。同时还规定,除了按交易额征收8%的营业税之外,一次交易额超过5000元以上的,税率要加成,超过万元以上的,还要加倍。”这份规定不但没有起到抑制作用,反倒像是往烈火中浇了一盆油,君子兰价格再被催涨。1984年10月,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决议,把君子兰定为“市花”,号召全体市民“家家户户养君子兰,至少要栽三株到五株,不种君子兰,愧为长春人!”至此,疯狂到达顶峰却也迅速转入疲态。由于投机过于剧烈,引发种种社会动荡,尤其可怕的是,很多企业单位动用公款投资君子兰,成为疯狂最强劲的动力。终于在下一年的6月1日,长春市政府迫于各方压力发布了《关于君子兰市场管理的补充规定》,明文规定,“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得用公款买君子兰;在职职工和共产党员,不得从事君子兰的倒买倒卖活动,对于屡教不改的要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公职和党籍。”此规定一出,君子兰风戛然而止,花价一落千丈,再无波澜,只留下一地捧着花盆的市民欲哭无泪。
长春君子兰事件在当年并非孤例。1982年前后,江浙一带也曾爆发过五针松(一种观赏型松树盆景)的炒卖事件,其疯魔状况也毫不逊色。这些现象颇似17世纪荷兰发生的郁金香事件。①它可以被看作贫穷日久的底层民众对财富渴求的一次妖魔式释放。“潘多拉的盒子”真的被打开了。

让人记忆深刻的是,乃基鞋的生产线全部是从临近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工厂拆运过来的“二手货”,产业梯级转移的特征从一开始就非常明显。香港《大公报》的报道说:“乃基之所以转入中国大陆生产,主要的原因就是那里的劳动力比韩国和中国台湾便宜得多。”到年底,乃基开在天津和上海的三间工厂将生产150万双运动鞋,公司董事长菲尔·奈特希望,到1985年,中国区的产量能够占到乃基鞋总产量的29%,即1800万双。中国将成为一个“全球工厂”的命运似乎在很早就被定义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