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便是这样的一个年份:计划经济的闸门已经被撬开,民间的力量如涌出地面的小涓流正四处漫游,致富的渴望日渐成为全民共同的理想。让人稍稍有点不安的是,尽管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清楚地明白改革是唯一出路,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知道未来的中国和我们的生活将变成一副怎样的模样。
5月,中国最好的话剧团北京人艺将阿瑟·米勒创作于1949年的《推销员之死》搬上舞台,这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部在中国上演的外国戏剧。由英若诚扮演的主人公威利·洛曼每天都要带着两只特大号的样品箱开车去四处推销。他已经50多岁,筋疲力尽,仍为贷款所迫,不能休息。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他所面对的,是失业、压力和一败涂地的人生。最终,洛曼在落寞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对1983年的中国观众来说,或许能够感受阿瑟·米勒所带来的艺术享受,但却无法真正切身地体会人物的内心挣扎。若干年后,当商业的幽灵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细胞的时候,人们才可能真正体味到威利·洛曼式的悲凉

如此巨量的原料,再加上每年上千万件的再生腈纶衣裤,由这个极不便捷的地方贩进运出,而经营者却不思迁移,这种现象让后人读来非常费解。一位叫张仁寿的温州研究者曾用“边区效应”来解读:“温州十大市场大多坐落在水陆交通都不是很便利的地方,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那些地方,左的思潮相对薄弱,计划经济的束缚相对较小,否则,这些市场很可能在兴旺之前就遭取缔。中国改革的经验证明,对旧体制的最初突破,往往发生在旧体制最疏于防范的地方。”此论可谓点中要害。由此可佐证当时温州商人的处境之凶险,改革先行者的狡黠与酸楚大抵都在这里了。

义乌的发展模式,几乎是80年代中国民营经济成长的标本:一个专业市场的出现,构筑出一张辐射农村及中小城镇的商品网络,在物流需求的诱发下,周边冒出数以千计的家庭工厂,最终形成“前店后厂”“双轮驱动”的初级产业格局。在中国改革的前十多年,任何产业基础政策扶持、人文素养乃至地理区位等方面的客观条件,都无法与当地的改革创新意识相匹敌,往往,一地观念的解放与否是它有没有可能发展起来的唯一条件。那些工业基础雄厚、地理位置优越的城市地区,如东北、华北及上海等地,由于计划经济色彩浓厚,政府管治能力健全,民众对体制的依赖度较高,民营资本难有萌芽的机会,倒是天偏地远,国有经济薄弱的边穷地区,如珠江三角洲、闽南和浙江中南部一带,却意外地具备了自谋生路的勇气和可能。

面对流通环节的活跃和“混乱”现象,中央政府陷入两难。
一方面,“倒爷”和形形色色的民间贸易公司扰乱了商品流通的计划体系,造成乱涨价和通货膨胀。所以,在这一年里,北京为此一再下文,7月,国务院和中纪委联合下发《紧急通知》,严厉要求“坚决制止乱涨价、乱摊派两股歪风”。10月,这两个机构又下发《通知》,要求“坚决制止农业生产资料供应中的违法乱纪活动”。这两个《通知》在客观上取得的效果是,对于有背景的“倒爷”来说,虽有威慑却根本无法禁止,对于那些“老实听话”的国营企业来说,使得他们不敢自作主张,龟缩到计划体制的框框内。新创刊的《经济参考》便在7月22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耐人寻味的新闻:上海第五钢铁厂向镇江冶炼厂采购一批钼铁,后者要求价格比国家定价高28%,并称如果五厂不能接受,自有其他钢厂愿意按这个价格要货。五厂没有办法只好按此采购,而自己在销售钢材的时候也被迫“涨价”。被指“乱涨价”的镇江厂也自有难处,如果按国家定价,则必亏无疑,因此涨价也是迫不得已。这一新闻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刚性的计划定价已经在日渐市场化的环境中陷入结构性困局。
另一方面,松动价格管制、开放部分商品的定价权已成为大势所趋。在此之前,全中国所有的商品,从大型机械到针头线脑,都是由国家计划定价的,任何企业不得有一点的自主权。这种状况显然无法维持,因此,国家不得不开始逐步放开了小商品的价格,在1982年9月和1983年9月,国务院先后两次放开了共510种小商品的价格,同时还允许同类产品有5%~15%的“质量差价”,那些被授予金质、银质奖的优质产品还有另外更大的定价空间,其中,金质奖产品加价不超过15%,银质奖不超过10%,优质产品不超过5%。
小商品价格的放开与松动,为货物的流通和民营企业的崛起带来了可能性。在以后的描述中,你将看到,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的出现与小商品的流通与制造密切相关,正是在这些不起眼的、为大中型国营企业不屑一顾的领域里,精灵般活跃的民间资本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

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邓小平领导这场艰巨变革的战略思路:摸着石头往前走,不争论,也不做政策上的明确界定,让最终发生的事实来定义前行的方向。这种改革思维使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试验场和冒险乐园,所有的激情和野心都被无限地激发出来,从社会底层喷发出来的火浆终于让大地熊熊燃烧,只要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累积,一切都似乎百无禁忌,中国社会的道德底线和法制底线一次次地受到挑战和冲击,公共价值观念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和物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