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农村,没有工业化的基础,没有原材料,没有技术,没有熟练的工人,甚至连销售的渠道也没有。这些一无所有的农民是怎么占有市场,并击败装备精良(至少有设备、有工人,还受到国家政策上的支持)的国营企业的?唯一可能的答案便是,他们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是从国营企业那里“借”来的,他们的很多设备是国营企业淘汰下来的,他们的技术是城市里的工程师在周末偷偷下下乡传授的,他们的工人有不少在国营企业里受过最基础的培训,而他们的市场往往是国营企业不屑做的。这就是“创世纪”的状态,乡镇企业唯一可倚重的是,那些农民创业者比城里的厂长们更热爱他们的企业,他们认为这是自己的“事业”。这种态势到1986年已经发展得非常清晰,跟鲁冠球们的方兴未艾相比,国营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乏力,已经日渐成为一个很难逆转的事实。在这一年的报纸新闻上,出现最为频繁的字眼是“联营”。那些城市外的泥腿子们冲进了城里,他们以极低的价格买走了国营工厂里闲置的机器设备,它们被搬进粗粗建成、还没有粉刷过的厂房里,日以继夜地隆隆作响——与此相似的是,那些能够得到国家贷款支持的国营工厂正在大量购买先进的外国设备。越来越多的工程师接受农民厂长们的私下聘用,一到周末就坐上停在家门口的小汽车卷着图纸到乡下去上班了,而更受欢迎的方式是,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达成联营的协议,这样就可以用少量的资金获得后者的技术援助,以及使用那些培植了很多年的知名品牌。在江浙一带流传着一个关于“星期日工程师”的故事。1986年,浙江省萧山县一个叫徐传化的农民创办了一家生产液体皂的化工厂,他请了杭州国营大厂里的一个专业技术人员,后者经常在液体皂加工的最后一道程序时让徐家父子走开,独自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一包白色粉末倒入未凝结的液体皂中,完成徐家父子在几口大缸里的液体皂生产过程。在支付了几年技术服务费后,徐传化决定花2000块钱买下那个神秘配方。在付了钱后,技术员告诉他,那包白色粉末其实就是盐。传化集团后来成为中国最大的印染助剂生产企业之一。

这是那些靠创办乡镇企业暴富起来的企业家们的“致富潜规则”—他们充分利用了各级政府的急切和天真心理,以创造公共财富和承担社会职能为理由和承诺,获得了低成本的政策扶持,与城市里的国营企业相比,他们有着体制上的宽松性,同时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低廉让他们具备更强的竞争力—客观地说,这些乡镇企业确实活跃了一方经
济,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带动当地民众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
在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上,这看上去是一种很矛盾的状态:在金融和产业政策上,体制外蓬勃成长起来的民营公司一直遇到极大的困难,它一直试图将所有的改革成果装进国营资本这个大箩筐里,而与此同时,它却又“侥幸”地希望那些民营企业—特别是发起于农村的乡镇企业能够承担起改造农村、共同富裕的公共责任,为此,那些开明的地方政府在很多方面对之进行了扶持。从结果上来说,这是一种利益交错、此消彼长的过程:国营公司尽管被投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和政策,却因其体制的天然缺陷而进一步萎缩;乡镇企业一边遭遇政策压迫,另一边却在地方政府那里获得了支持,而当这些企业已经足够强大的时候,它们却又纷纷转型成了私营化的公司,政府原先所期望的“共同富裕”和“由乡镇企业承担农村社会服务体系”的目标却不可避免地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