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头五个月,北京新增公司700家,上海猛增3000家,由中央国家机关系统开办的各类公司达2万家,其中很多是专门从事物资倒卖的“皮包公司”。民间开始流传民谚:“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7月份,国家工商局排出95起倒卖生产资料的要案大案,其中58起是物资主管部门搞的,“它们利用权力将国家定价的生产资料平价调出,而后投入市场,转手高价卖出”。《经济日报》提出了“官倒祸国论”,它论定,“生产资料价格飞涨,国家三令五申禁止乱涨价却收效甚微,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是那些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公司”。利用价格管制而牟取私利的现象一直没有杜绝。2005年,汉口火车站站长刘志祥被判刑,他把持“计划配票权”,把大量紧俏车票指令分配给自已的合作者,然后加收“手续费”再投放市场,“一般是座位票最低加5元,春运期间加30元”。刘靠倒票及受贿,9年非法得4745万元。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家周其仁在分析此案时说,“价格管制是天下最事与愿违的政策。”

万宝的陨落,看上去是经营不善所致,而其内在的矛盾纠葛无一不与体制有关。承包制所能激发的创造力在企业崛起之后就迅速地消退了，当邓韶深想在产权清晰化的道路上继续有所动作的时候,他选择了一个非常冒险的方式——跳过现有的产权所有人,以改革试点为名,谋求更高行政部门的支持,他刚刚迈出第一步,就立即遭遇致命的狙击。在这部中国企业史上,邓式命运并非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