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物价闯关失利以及发生在1989年的社会动荡和经济低迷,让中国的决策者对未来的改革模式有了新的思考。激进的思路渐渐退潮，种渐变式的改革理念成为新的主流。1989年,邓小平曾提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此后,“稳定”成为一个频繁出现的名词,《人民日报》在新年元旦社论中写道,“只要保持稳定,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稳定压倒一切”与“摸着石头过河”,以及“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都是邓小平的改革名言,细细咀嚼,其中意蕴一以贯之。

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的治理整顿,让全世界对中国政府强有力的调控能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出乎很多国际观察家的预料,中国经济并没有在通货膨胀中继续失控地滑行,而是迅速地从过热中冷却了下来。在1989年,全国物价总水平上升了17.8%,下半年更是高达40%,用《纽约时报》的话说,“物价狂涨几乎可以跟1949年共产党接管这个国家时相提并论”。然而,到1990年6月,物价指数就已经降到远低于危险界线的3.2%,抢购风潮退去,社会恐慌心理随之就平静了下来。

在通货膨胀被强行控制住之后,消费的持续低迷立即成为一个新的全国性苦恼。老百姓开始持币惜购,银行存款猛增,所有消费品和物资市场一片萧条。从7月开始,一个新名词开始被频频讨论—“市场疲软”。到八九月间,全国的工业成品库存积压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1%,达到1067亿元,而国家预算内国营工厂的库存更是增加了45.9,实现利润下
降56%,平均每100家工厂里就有33家出现亏损。

到1988年,聪明的温州干部又找到了一种更有说服力的产权模式。这年8月,苍南县在一家名叫桥墩门啤酒厂的小企业搞试点,设计出“股份合作企业章程”,此章程的微妙之处在于,它规定“企业财产中有15%是业全体劳动者集体所有的不可分割的公共积累资金”,“它的独立存在,是股份合作制企业区别于合伙私营企业和作为集体经济组成部分的重要标志之一”。正是有了一部分公共积累,股份合作制企业被理所当然地归入了集体经济的范畴。这企业股权的设计举世皆无,可说是中国基层改革派面对所有制禁区的次大胆创新,它被认为是一种“非驴非马经济”,却在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一家私营企业要“改造”成股份合作制企业也可谓非常之便捷:只要宣布本企业15%的资产为“全体劳动者的公共积累”即可。

在农业部的主导下,沿海各地纷纷推广股份合作制,很多集体企业也乘机进行了产权改造,由于各地情况不同,那条15%的“公有制的尾巴”也有粗有细,有些只有10%,有的则高达50%,不过无论如何,这种模式的尝试削减了一些人对私营企业的无休止的清算，也让企业部分地完成了资产所有权的清晰化


这便是发生在1990年前后的一个事实:政府出于宏观整顿和维护集体经济的目的,发动了对“假集体企业”的清理,间接催生出一种新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模式,最终意外地演变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企业产权清晰运动。江浙及珠三角一带的很多私营公司,以股份合作制的面目发展了相当长的时间,在政策日宽松后,它们又以各种
手段剪掉了那条仅仅在名义上存在的“尾巴”,恢复其本来的产权性质。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一直存在着一个现象:一些私营业主为了自我保护及得到政策上的支持,便将自己的企业“挂靠”在乡镇集体上,每年缴纳一定的管理费用,其余的资产处置则一切自主。它们被称为是“挂户经营企业”、“红帽子企业”或“假集体企业”。
其挂靠原因主要有三:政治原因避免受到政治歧视和间歇性的整顿打击;经济原因—可以享受集体企业的一些优惠政策,合法获得原材料等;运营原因在初期,私营企业不受消费者和经济交往单位的信任。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这一部分企业的存在给统计和调查部门造成了困惑,以致人们无法准确地计算出私营企业的真实状况。

在那个时期,乡镇企业被戏称为“气候经济”,也就是随着政策的松与紧而波动性成长。

早期温州商人在商业上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狡黠,与硬骗强取截然不同,却将原始积累过程中的那种没有道德底线的狡黠与血腥,展现得淋漓尽致。伴随着市场繁荣和民众富裕的是,原有商业秩序的破坏、淳朴的公共观念的淡漠和生态环境的破坏。确切地说,温州现象并非孤例,它同样存在于所有商业活动率先活跃起来的地区,如广东的珠三角及潮汕地区、福建的晋江地区、江苏的南部地区等等。我们只能说,那是一个缺乏善恶感的时代，在“摆脱贫困”这个时代主题面前,一切的道德价值评判都显得苍白无力。

在中国,曾经让人们无限憧憬的1990年,就这样出乎预料地展露出全民商业化的面貌,它跟1978年刚刚开始改革时的向往实在有太大的出入。人们变得越来越实际,如何尽快地改变自已的生活状态,如何发财致富享受生活,成为一个公开而荣耀的话题。几年前还被视为靡靡之音而遭到禁止的台湾歌手邓丽君,现在成了最受欢迎的流行偶像,台湾女作家琼瑶的言情小说和香港作家金庸的武侠小说,成为大中学生们最喜欢的文学作品,他们的盗版图书摆满了全国所有城市的大小书摊。还有一个叫汪国真的青年诗人以一本轻佻而快乐的《年轻的风》狂销100万册,创下有新诗以来的出版纪录,他最出名的诗歌是《我微笑着走向生活》。也许,他真的说到了人们的心坎里

陈耀邦的这段讲话,还只是陈述了事实的一部分。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一直存在着一个现象:一些私营业主为了自我保护及得到政策上的支持,便将自己的企业“挂靠”在乡镇集体上,每年缴纳一定的管理费用,其余的资产处置则一切自主。它们被称为是“挂户经营企业”、“红帽子企业”或“假集体企业”。其挂靠原因主要有三:政治原因——避免受到政治歧视和间歇性的整顿打击;经济原因——可以享受集体企业的一些优惠政策,合法获得原材料等;运营原因——在初期,私营企业不受消费者和经济交往单位的信任。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这一部分企业的存在给统计和调查部门造成了困惑,以致人们无法准确地计算出私营企业的真实状况。

在当时,另一个让全国民众很难接受的现象是,先富起来的温州人掀起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造坟运动”。《中国青年报》记者麦天枢曾用惊讶的笔触描写1990年前后的温州:“船行瓯江,迎面扑来的是成百上千的坟墓。满山遍野白花花的,便是闻名天下的温州椅子坟,这些堂而皇之、居高临下、傲视天地的椅子坟包藏着的,不只是温州人祖先们的骨血,这是来自传统的精神的流向,这也是来自市场的新财富的流向。一个地方的富裕程度往往可以从观察椅子坟轻易地得出结论:哪个村镇最富有,哪里的坟墓就最辉煌气派。”

温州商人被称为是“中国的犹太人”,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背井离乡,外出闯荡,他们是中国最早具备了市场意识的那群人,也是第一批在商业活动中赚到钱的人。在温州,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贸易商人,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个民间银行、最初的股份制企业,在很多年里,他们像一条条搏命的鲶鱼,出现在每一个有盈利机会的领域里,他们贩运小商品、炒卖各地房产、去山西承包小煤矿、在陕西打地下油田、到新疆倒卖棉花,他们是最早的商业活动实践家、新观念传播人、新产品推广者,也是最早的走私商、偷渡客、伪劣产品制造者,他们总是游走在法律的边缘,总是能够奋不顾身地在第一时间捕捉住刚刚萌生出来的商业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