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15年里,观念的突破一直是改革最主要的动力,哪些地方的民众率先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哪里就将迅速地崛起,财富向观念开放的区域源源地流动。而很多的改革又都是从“违法”开始的,那些与旧体制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规定成为改革的束缚,对之的突破往往意味着进步,这直接导致了一代人对常规的蔑视,人们开始对制度性约束变得漫不经心起来,他们现在只关心发展的效率与速度。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那段有关“丛林法则”的经典论述,正成为中国企业史的一条公理:“存活下来的物种,不是那些最强壮的种群,也不是那
些智力最高的种群,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最积极反应的物种。”

冯仑在海南碰到了五个志同道合者——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和刘军,这伙人合称“万通六兄弟”,后来均成了中国商业界的风云人物。他们都是从政府部门辞职出来的,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在汹涌迷乱的海南,他们倒卖批文、炒作土地,很快掘到了第一桶金,“那个时候很好玩,很快活,像是大姑娘初婚,很幸福,幸福又糊涂。”冯仑后来说,“几乎是游侠般的生活,江湖日子。江湖和游侠在中国实际上就是脱离体制边缘的一种自由状态。都是生人,谁也不欠谁,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样的,海南不相信眼泪,不承认过去,大家都这样,然后该求人的就求人,没钱了就去蒙,这吃一口,那吃一口,人都没有身份感了。”有意思的是,就是这样的过程中,他们清醒地看到,“海南的好景长不了”。年后,六人就撤离海南,冯仑和潘石屹再回北京,后者离开万通创办了红石房地产公司,他从开发SOHO现代城开始,成为中国地产业的标志人物。

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那段有关“丛林法则”的经典论述,正成为中国企业史的一条公理:

“存活下来的物种,不是那些最强壮的种群,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种群,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最积极反应的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