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中国,从蒙元脱身以后,其实并未出现新的活力,反而自囿于空洞的天朝大国框架,放下了蒙元时代曾接触的各种外来文化,一味保守中国文化,并且基于防御的心态,一切定于一尊。政治权力是绝对的皇权，思想体系是正统的朱子儒学,社会力量是占尽优势的缙绅精英—这是一个僵化的庞大文化体系,压抑了内在力量发动修正的活力与生机。一时之间,外来力量还不能撼动这一僵化体系。这个阶段,中国文化体系还保留了许多精致的特色,但是这个僵化的体系缺少调适的能力,最后终难避免崩解。
更进一步追索明代中国僵化的病根,似乎还是在一百余年前南宋的文化已力始内敛,而不是开展。宋代中国缔造了精致的中国文化,在艺术与文学的领域,中巨文化孕育了至今值得赞叹的成果,然而这些成就大致是表现在既有规范中不断突破,又不断的重组。南宋理学的思维,建立了儒学理论系统,在人类思想史上是件大事。只是,以朱熹思想为核心的南宋理学,其重点在向内寻找“内圣”,然后再外王”延伸。儒生既然没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外王”终究会落空,仅剩下了“内圣。这一境界及过程都为明代继承,正宗阳明之学当然更是向内寄托于心性。
另一根源则是蒙元政权的统治,权力来源是武力,统治者的权力是绝对的。明太祖驱逐蒙元,却在统治体制上继承了这专制集权的特色。文官系统只能为君权奴役,不能以其儒家意识形态,有效地制衡全无约束的君权,甚至不能抵抗狐假虎威的宦官弄权。儒生们抗议虽烈,不惜赔上生命,只为了坚持理念,但是一次又一次的牺牲,一次又一次扩大了抗议,一次又一次指陈了理念与精神,却在绝对君权之下完全没有对抗的能力。这种无力感,付出了人的尊严作为代价。高压的君权窒息寻求调适的可能性,中国文化与社会只有在不变中一步一步走向僵化。万历以后无论在学术文化与社会几个领域,都有对于僵化体系的反抗与反思。那些扑向自由的努力,正如扑火的灯蛾,留下了值得后人钦佩的记录,也留下了后人深思的无限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