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中国,从蒙元脱身以后,其实并未出现新的活力,反而自囿于空洞的天朝大国框架,放下了蒙元时代曾接触的各种外来文化,一味保守中国文化,并且基于防御的心态,一切定于一尊。政治权力是绝对的皇权，思想体系是正统的朱子儒学,社会力量是占尽优势的缙绅精英—这是一个僵化的庞大文化体系,压抑了内在力量发动修正的活力与生机。一时之间,外来力量还不能撼动这一僵化体系。这个阶段,中国文化体系还保留了许多精致的特色,但是这个僵化的体系缺少调适的能力,最后终难避免崩解。
更进一步追索明代中国僵化的病根,似乎还是在一百余年前南宋的文化已力始内敛,而不是开展。宋代中国缔造了精致的中国文化,在艺术与文学的领域,中巨文化孕育了至今值得赞叹的成果,然而这些成就大致是表现在既有规范中不断突破,又不断的重组。南宋理学的思维,建立了儒学理论系统,在人类思想史上是件大事。只是,以朱熹思想为核心的南宋理学,其重点在向内寻找“内圣”,然后再外王”延伸。儒生既然没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外王”终究会落空,仅剩下了“内圣。这一境界及过程都为明代继承,正宗阳明之学当然更是向内寄托于心性。
另一根源则是蒙元政权的统治,权力来源是武力,统治者的权力是绝对的。明太祖驱逐蒙元,却在统治体制上继承了这专制集权的特色。文官系统只能为君权奴役,不能以其儒家意识形态,有效地制衡全无约束的君权,甚至不能抵抗狐假虎威的宦官弄权。儒生们抗议虽烈,不惜赔上生命,只为了坚持理念,但是一次又一次的牺牲,一次又一次扩大了抗议,一次又一次指陈了理念与精神,却在绝对君权之下完全没有对抗的能力。这种无力感,付出了人的尊严作为代价。高压的君权窒息寻求调适的可能性,中国文化与社会只有在不变中一步一步走向僵化。万历以后无论在学术文化与社会几个领域,都有对于僵化体系的反抗与反思。那些扑向自由的努力,正如扑火的灯蛾,留下了值得后人钦佩的记录,也留下了后人深思的无限空间。

明代政治权力是绝对的皇权
明太祖废宰相,皇权定于一尊,于是文官与皇帝之间,无复汉代与宋代可见的制衡。绝对的权保护了保守主义,以致质疑当时制度的思想,都难逃政治权力的压制。皇帝自己不能行使权力时,绝对的权力落在近侍、宦官手中。于是有明一代,自仁宣以后,宦寺鱼肉文官与生的事迹,不绝于史书。
明代宦官专权,擅作威福,害不在贪污败坏,更在于斫丧了文化与思想的元气。

儒家第二位大师孟子,为了要从墨子学派争取主流的位置,不能不兼论“仁”和“义”,也就是个人的人性与社会共同具有的公义。在孟子思想之中,两者必须是统一的。孟子学说中,经常出现的另外一个课题是人性本善,也就是人天生的禀赋应该是善的,如此每个人才有可能发挥仁和义。

太一教的道士,入教之后,都改姓教主的萧姓,这是援儒家孝道来组织宗教团体。事实上,这一做法,表扬儒家血缘伦理,远多于道家哲学的个人主义,其融合儒、道,以出世为救世事业的心态,超过了宗教内修的宗旨。

中国人的海上船队,林凤只是其中之一。此外运有陈老、林道乾、袁进、李忠、辛老六、李旦、颜思齐、刘香、郑芝龙……等人,都在海上与国际海上势力周旋,发展了庞大的船队。他们的基地,有的在沿海离岛,有的则在前述的长崎、马尼拉等国际港口。他们的运作方式,是跨国的或商或盜。兹以李旦为例这位泉州冒险家在吕宋与长崎都有事业,天启四年(1624),当荷兰人打算在澎湖建立基地,而被优势的中国舰队严阵以待时,李旦引导荷兰人转帆驶往大员(今日安平),荷兰遂在台湾建立了殖民政权。

二则建议郑成功取台的通事何斌,原本也是海商人物,习惯周旋于荷兰人与中国人之间,经由何斌的引导,郑成功的船才能通过大员的鹿耳门航道。

乾隆一朝,君臣耽于逸乐,不求了解外国情形,不能与康熙朝的对外知识相比。英国的朝廷,正当国势蒸蒸日上的时候,也有自大心理,而那些朝臣只从商业利益考虑,未能由欧洲学术界寻取对于东方的了解。双方以盲对盲,遂使中英交涉陷入僵局!

名儒郝经奉元廷之命出使南宋,其立场颇费思量。他认为忽必烈是一位贤君,足以安百姓,因此选择了从儒家安定天下的角度,认同蒙元政权下的君臣伦理。这一抉择,其依据是《孟子》:舜为东土之人,禹为西土之人,却都可以是中国的圣君。

北朝晩期,突厥曾经是亚洲最强大的力量。中国统一前夕,隋唐都曾与突厥角力,各有胜负。隋末中国纷乱,群雄逐鹿,北边的地方势力、包括唐高祖,都曾向突厥称臣,希望依突厥为后援。

【车是外来事物】
车出现于中国地区的时间，至今还难定言。考古证据所见，商代车辆的形制，基本上与西亚、埃及和印度的两轮马车类似。在中国地区，至今未见原始形态的车辆，也未见车型演化的过程。凡此可以推知，车是外来事物。用车的知识与铸造青铜合金制品的知识同时传人中国，是颇为合理的推测——车之用于战争与青铜武器的使用，两者都与广袤草原上武装族群的移动有关。战争能带来族群之间文化的交流及资源的交换。

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纪的中期，西亚、南亚、东欧、北非的族群移动十分频繁希克索人侵入埃及，赫底人在西亚建国，希腊半岛有族群的交替，印度次大陆也有一波又一波的亚利安人移入。这些族群移动，都伴随着战车的传播。

【青铜文化与国家政权有关】

青铜铸品，作为小型的锋利工具，切割的功能胜于石器、骨器。但是，青铜质脆易断，用于大型破土的农具与砍伐树木的斧斤，并不十分有用。因此，使用青铜工具，未必能提高生产水平。用青铜制作武器，却能提高杀伤力。这一特征，也许可以解释几个青铜文化的现象：出现了专业的战士、复杂的社群，以及资源集中、资源分配不均······等现象。凡此，都因为铜料难得，铸铜技术又不是人人能够掌握，以致只有少数人垄断这一有效的武器，从而以此劫持社群，形成资源的集中及社群的分化。

中国传统所谓“三代”，正是国家形成及发展的时期，其与青铜文化的出现，有一定的相关性。

沿海地区的农村，因丘陵而隔绝，却又因为流水，不论是海洋还是河流，重新遇合，构成东南沿海特有的海洋文化雏形。
这里要特别提出，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洋文化，发展出了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玉石文化。

北方的黄河文化孕育了循规蹈矩、守分安命的儒家；在南方，出现的却是多思辨，甚至是辩证式的老子和庄子，对宇宙充满了问题。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圆圆的曲线一直都是南中国最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相对而言，黄河流域艺术表现形是正方、正圆、正三角，极为厚重。

这两个文化区之间，只有一些像秦岭和伏牛山不算很高的山，并且有许多通道相通，所以黄土的中国和长江的中国，虽似隔离，却能持续不断地交流、冲突，相互刺激，终于并合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地区。黄土中国和长江中国，一硬一软、一方一圆、一绝对一相对，这两条路线的交织，使得中国思想既能谨守原则，又能应付时代的变化。正如北方的石刻和南方后来发展的水墨画，既有具体的写实，也有抽象的写实，相互交织成既复杂又丰富的艺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