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晨我们两人起床时,都看到张广达先生已经端坐在书桌前读书。我们问他才说自己年纪大了,睡眠不需要太多,早晨起来干几个小时,这一天就“够本儿”了。后来徐先生向我感叹:“真算是见了大师了。自己这几年为学小有成果,有些飘飘然了看张先生,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此话实在不假。有一次闲谈中,我们们替张先生鸣不平,说他命运实在太坎坷了,当了那么多年右派,现在在国外生活也颇不稳定。如果命运公平些,还不知道是什么光景呢!张先生则轻描淡写地说:“我可不这么看。我当右派属于走运了。看看当年的北大,没有当右派的人怎么样呢?他们每次运动都要出来冲锋陷阵。不少最后被搞到梁效里面。哪里还能做学问?我被关在图书馆里,多少还看了几天书。后来恢复正常才有点东西可以教给学生。现在我要是在国内,当然也是会如人所说成为个权威泰斗什么的。可这种大骄子对我有什么意义呢?还不是一天到晚开会吃喝?像现在这样在外面东奔西走,对各国学术有机会观察。特别是在法国那几年,对年鉴学派什么的,有现场学习的机会。”另一次他私下对我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上天如果多给我几年,我也许会把所学归纳总结出来一些。如果不给我那么多时间,所学所知也就跟着我走了。但这又算什么呢?看看历史,许多饱学之识都是这样,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留下东西来的人也许算是偶然。这些我早看开了,能够平淡对之。”
所谓宠辱不惊,说的就是张先生这样的人。这也是我心目
中的北大!

以讨论班为例
比如,美国的大学,特别强调“讨论班”( seminar)在研
究生教育中(主要是文科,理工科因为实验室的重要因素,不
可一概而论),讨论班是主体。我自己在耶鲁硕士、博士读下来,上的全是讨论班,大课一堂没有上过。本科生的讨论班也非常重要。比如各校不仅有大三讨论班,而且许多还设置新生讨论班。即使是上大课,教授讲完后,学生也要分成小组,参加由研究生、助教主持的讨论班,每个班人数都控制在十几个。这样保证人人参与讨论。
在这种讨论班中,老师不过是个主持人,不停地提出问
题,引导讨论的深化。学生死读书不行,因为很少有人问你书上讲了什么。书是大家都看过的,重复书上的内容等于说废话。大家要看的是,你和其他人读了一样的东西,你能拿出什么新东西来?你有没有批判性的思考能力、指出作者的缺陷?你能否在作者研究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指出深化研究的路径?要知道,大家读的书,许多是名著,如韦伯等。匆匆看完,讨论班上去批一通,深化人家一下,这在中国老师看来算什么呢?轻说是强人所难,重说是对学术大师的不敬,或者是无知的狂妄。毕竟大家还是学生。但美国大学的讨论班上,这是人家对你常规的期待。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你不仅要理解书本,还要汇通其他学科的知识,挖掘自己的生活经验。一句话,把所有本事都使出来,创造一些别人没有的思想。
我开始上讨论班,非常紧张。当然这和开始时英语不好有关。我对自己唯一的要求,就是张嘴说话,别被吓住。但常常说话前5分钟,脑子里一片空白;说话后5分钟,脑子又是片空白。后来才渐渐从一个边缘人物,变成了爱说话的主角
。这一转折点,发生在 James Scott教授主持的“农业社么
的讨论班上。

附录:不能上讲台的博士还是博士吗?
美国大学中博士生通过当助教、以类似“学徒”的方式积累教学经验的事情。几年前教育部宣布原则上不准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主讲基础课和专业骨干课,而一定要先跟着名教授学习教学,等成长到一定时期之后再上讲台的事情。
根据我的经验和见闻,在美国找教职一般来说新出炉的博士最容易。拿到博士后年头多了,行里就觉得你“太老了”。这当然不是指生理年龄,而是指你博士毕业后的职业年龄。大家为什么喜欢新博士?理由有几点:第一,新博士刚刚埋头做了几年研究,最接近学术博士论文里的学术突的前沿。博土论文里的学术突破非常多,许多学者一辈子最高破非常多,许多学者的成就就是博士论文。毕业后就没有博土时那样的精力和专注了。所以,许多学校把新博士看成自已的学术动力,不愿意要博士毕业几年的人。你博士毕业后,除非专著出版,或有重大成就,一般是工作年头越多,经验越足,找工作反而越不易。第二,新博士精力旺盛,和学生的年龄接近,“代沟”较窄,容易沟通,常能在教学中别开生面。
学校不仅对我们进行学术训练,而且也进行教学训练。博土课程头两年,我拿的是全额奖学金,万事不操心,集中读书。到了第三第四年,就开始当助教,助教拿的薪水替代一部分奖学金。学校为了我们能胜任助教的工作,还特地给外国学生设计了语言课程,通过考试才能去上课。
助教的工作大致有三部分:一是领导讨论班;二是讲一堂
大课;三是给学生改作业,判考卷。领导讨论班最难。本科生说话比教授快得多,很难跟上。而且他们讨论问题,不像训练有素的教授和研究生那样规范。比如讲着讲着中国的事情,他们就把问题扯到美国来了。美国的课堂,鼓励这种跨学科的有时甚至有点不着边际的“瞎扯”。作为讨论班的主持人,你要知道怎样鼓励学生通过自己的经验和知识背景来理解课堂的内容,同时又要在他们扯远了的时候能自然地把话题引回来。

根据《才能密码》的分析,手工艺作坊造就了佛罗伦萨的天才。这一学习过程,和学校里讲大课、灌输理论不同,每一个环节都要自己动手来完成。这是一种以解决真实的问题为核心的学习过程。其实,学徒制所确立的干中学、学中干的原则,也被大学所吸收。
不久前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一位教授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呼吁取消大学中的系,完全围绕着需要解决的问题来设计课程。中国则正好相反。
这让我想起一个许多年前读到的故事:一个年轻人刚刚考
取一位大名鼎鼎的生物学家的研究生。他兴冲冲地到实验室里见导师。导师的第一个作业是让他花一上午时间观察鱼缸里的一条鱼,然后把鱼的主要特点写成报告。他没有想到这位大师对自己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他将信将疑地花了20分钟,把该观察的都观察了,也把观察到的一切都写出来了,自己待在那里无所事事,好不容易熬过这一上午,把报告交给导师。导师在报告上溜了一眼,很不满意地说:“就这些吗?”然后随手指出几个他漏掉的特征。他回去和鱼一对,果然如此。于是,第二天还要继续观察。这次他学乖了,一定要把每一个细节都记下来。可是,再交卷时,导师又点出许多漏掉的东西。他第三次回去反复观察,索性花几天时间。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了最好的观察方法就是画。只要照着鱼动手一画,鱼身上许多原来视而不见的东西就突出了出来。他正是这样过了第一关。
其实,他的“画”,就等于我们的“写”。我在耶鲁读书时,写读书报告成了家常便饭。每动手一写,就要先回去把已经完成的阅读再消化一遍,发现本来以为读懂的其实没有懂或者说阅读本身包含着许多矛盾。不仅如此,我几乎马上就顺藤摸瓜地找许多额外的书和文献来做一番深入研究,才能有关问题吃透。
我在大学教书,在课堂上反复要求学生作口头报告、参加讨论。这其实也是一个道理。我每每告诉他们:“不要觉得自己读懂了。懂不懂,要看你能否用自己的话简单扼要地把读到的内容讲出来,要看你是否能够回答有关问题。”

最近美国出版了一本书叫《能密码》,专门探讨才能时
培养。这里仅需要提及的是该书对中世纪行会、作坊中的学徒制的评价。1997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统计学家 David Banks提出一篇论文,通过对杰出人物及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的数字统计,在整个世界史中界定了最为人才辈出的三个时空:公元前440-380年的雅典,1440-1490年的佛罗伦萨,和1570-1640年的伦敦。也许不少中国人会不服气,举出先秦诸子百家的时代。可惜,无论从时间、空间,还是人口基数来看,诸子百家时代人才的涌现率比起这三个时空来还是太稀疏了。记住,这三个时空的时间段仅半个世纪多一点,空间上也仅局限于一个城市。其中,如果从统计学上比较人才密度,第一名则非1440-1490年的佛罗伦萨莫属。
那时佛罗伦萨的人口仅在4万左右(中国的大学城海淀区的人口如今是350万上下),竟产生了如此群星灿烂的文化巨子
至今照耀着人类文明。1440-1490年固然能戏剧化地
显示佛罗伦萨的人才密度,但这不过是折射出整个城市长期的文化创造力和制度优势而已。无怪美国著名的佛罗伦萨历史学家 Gene A. Brucker这样写道:“每一个佛罗伦萨史的学生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社会如此有创造力,如此能够变化和创新?在这些世纪的所有意大利城市中,为什么是佛罗伦萨而不是米兰、热那亚,或威尼斯在艺术和学术上取得了最突出的成就?”一句话:为什么佛罗伦萨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
对这些问题,历史学家们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地理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解释,但很难有令人信服的答案。《才能密码》则在承认这些因素的前提下,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因素,那就是手工艺作坊中的学徒制。上述那些人才,特别是艺术人才,几乎都是在作坊中成长起来的。

此事反映了这位中国学生被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心态:我是科学家,不是文人,犯不上在写作上下功夫。她根本不知道,在美国的教育中,你从小就被告知:不管你千什么,写作是成功的基石。
至少中国学校在读写方面没有对学生提出什么要求,也没有提供系统的或者说基本的训练。作为一所大学,当然不能听任学生在校园的宽松环境里自生自灭了。
比如读唐诗,什么是好诗,什么是重要的诗,全选好了,也通过注解解释好了,当学生的可不就照本宣科地记住,有什么能动的阅读可言?
不从原始文献开始,只读人家给你选好注释好的,甚至解说好的东两,结果获得的就是非常肤浅的教这至少可以反映出我们的文学是怎么教的:大家的感受全像是一个车床制造的标准化配件。
大学教育,把20上下的成人当孩子看,让他们坐在那里几年乖乖地听讲。这样的学生毕业后能干什么?怎么会指望社会雇用他们?我们的教育,则是从小就把这种人的自我塑造过程给打断,想方设法地摧毁人类的能动精神。中国的孩子能得到的最大赞誉就是“听话”。
当大人从小就这样替孩子感受,或者告诉孩子如何“正确”地感受时,孩子能动的感官就被闲置,就会萎缩,长大成人后就可能变得心灵麻木。
我们的感受、思想从小就被标准化了,都是别人在替我们感受和思想。这种教育对我们的灵魂渗透得如此彻底,乃至教育者本身都没有知觉。
“听话”不足以塑造真正的人。这套传统教育体系的问题,被蒙台梭利在六十多年前就一语道破。

我所谓的中文教育,更像是美国大学里的英语训练,是一种公共语文教育,最终落实到阅读和写作。读和写的能力是相互影响的。任何专业都需要这两项基本技巧。
每学期三门课加起来,一学期至少要写60页。仅两年的硕士读下来,就要写快300页。那就是一本书的篇幅了
我的读写训练,主要是在耶鲁时训练出来的。我从硕士到博士,读了九年,不仅是每一篇论文和读书报告,就是写一封信也一定自己花钱请位高手帮我改,从来没有认为自己过关。你如果能长期坚持这么大量阅读,读完了就和同学讨论,然后不断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不断地找写作高手修改,这种强度自然会提高你的语文能力。
在司法领域,没有清晰的写作能力很难成功。
根据对120位美国大企业人事部的负责人的调查,写作水平一直是高工资、高技术的标签,是成功者的基本特征。
美国企业一年投入31亿美元训练职工的写作能力,一是说明大学教育的失败,毕业生写作能力达不到市场要求;二是说明我们作为大学丢了笔大生意,把31亿美元的市场让给了别
人。
比如耶鲁这种精英大学,学生按说都非常出众。但是,学校给学生配备了寄宿在每个学院的写作教师。学生写学期论文或其他文章,都可以找这些教师帮忙。
现代社会是通过文献组织起来的。无论是在官僚系统还是在企业,文献体现着社会组织的复杂性。如果你不能参与写作这些文献,不能有效地阅读这些文献,你就无法担任任何中高层的工作。
赵元任先生当年对自称发现了汉语中独特的语言结构的王力的教训:“言有易,言无难。”王力说这是他生最为受益的一句教训。
阅读的实质:吸收信息的速度和准确性,在吸收信息的基础上如何有效地表述自己,通过写作和世界建立创造性的关系。
其实不论是读研究生,还是在信息时代的职场奋斗,通过大量阅读快速地吸收信息是一个人最重要的素质之一。

美国至今还是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拥有最悠久的汽车制造传统。守着这么大的优势,怎么就不知道消费者要什么车呢?位汽车评论家在《华尔街日报》上大声疾呼:“解雇那些MBA,雇用诗人!”
开丰田 Prius的那种安静儒雅,和开悍马的那种横暴,是非常不同的感情。究竟哪个更代表消费者的感情?这不是MBA能训练出来的。
有位中世纪史学家说,研究中世纪的人搞情报工作特别合适。因为中世纪的史料残缺不全,你必须根据这些残缺不全的材料发现某种事实、得出最令人信服的结论。
在美国学法学的事业顶峰是成为与总统比肩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随着 Sonia So-tamayo进入最高法院,本科历史专业出身的大法官成为最高法院的主力。
九个大法官中,至少三个是历史专业的本科,两个读英国语言文学。剩下的也都是哲学、政治学等专业。本科英文出身的史蒂文斯大法官甚至直言不讳地建议:“学习法律最好的准备是研究诗,特别是抒情诗。
美国法学院录取委员会对未来法学院的学生的建议非常明确:“法学院想要的学生是那些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有良好的写作技能、对塑造人类经验的各种力量有相当的理解的人。”
北大的精神在哪里,取决于北大的精英在哪里。看看美国的常青藤就知道,历史、文学、社会科学、经济学(不是经管)、心理学等,是最主流的专业。
我对北大的后辈的劝告是:上大学不是逛早市,别老想着商品交易。大学应该是你的精神故乡。你应该在这里寻找你的灵魂。你应该把精力花在你最想干的事情。
人生的意义和使命是什么?我们的价值观念是什么?人类的境况是什么力量塑造的?人类应该向何处去?等等。精英首先意味着对这些大问题的关注和承担。

如果全国各地五分之一的“第一”都跑到管理学院学什么市场营销之类,我们的高等教育(特别是一流的高等教育)就有了问题。按说,这些“第一”是他们这代人中的精英,是未来的领袖。他们越是第一,越应该关心涉及全人类的大问题。在美国,你很难想象这样层级的精英高中生会想到大学里学市场营销。这样下去,北大还能为未来的中国培养领袖吗?美国的法学院据说很喜欢学历史的学生,至少很多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是这么认为的。
批判性的阅读,是历史的基本训练。
历史学中的批判性阅读,特别要注意是谁在叙述,目的是什么,然后发现这种“叙述特权”掩盖了什么事实或是否压抑了其他人的叙述。
更高超的小说,则微妙得多,破解其中的叙述模式时需要更精微的敏感力和洞察力。在许多场景中个人的叙述实际上有着双重叙述者。透过这双重叙述者来观察现实,比透过一个单纯叙述者的偏见更困难。
读历史也好,读文学也好,都很像个侦探,和律师读法庭审判记录非常相似。法庭就是不同的叙述者的叙述的交锋。大家各说各的故事,虽然这些故事指涉的是一个现实。你必须破解叙述者的意图和“事实”之间的关系,而且经常要根据叙述者提供的事实推翻叙述者的结论,破解这个叙述本身。特别重要的是,你要寻找那些缺席的声音、那些被压制的叙述者,从他们的角度看待“事实"。
所谓“感情移入”,指的是一种能够进入他人的内心去感受世界的能力,而且这种感受能力甚至可以在不和有关的他人进行沟通的情况下就获得。
批判性的阅读、破解既有的叙述、解构叙述特权、发现被压抑的叙述者的声音、通过感情移入理解他人等,是认识人和社会最基本的,又是学无止境的技巧。学生不管以后从事什么事业,首先要懂得如何解读生活的文本。

我不属于任何专业。因为专业象征着权力对个人的统治。这种统治,把一个完整的个人根据权力的需要进行切割,成了什么文学专业、历史专业计算机专业、物理专业等,而不是一个人。
大学就是这么一个地方:你选择一个你最喜欢的东西,看看你干自己最喜欢的事情能干得多么出色。这才是检验你才能的把尺子,也是对你最好的训练。
大学教育的根本,就是这种心灵的自由。如果你老盯着什么是“热门”,盘算着什么“有用”,你的心灵就好像一个总盯着老板的脸色的雇员一样唯唯诺诺。
关键问题是你要挑个适合你的学校。而大学挑的,也是你的综合素质,不是你的专业。一个学文学的可以进医学院,学古典文献的可以进法学院,学历史的可以进商学院,等等。这在美国是正常的教育过程。
中国的教育培养的不是人,而是专业工具。结果,这种专业万能的信念,创造了种种“热门专业”的神话,严重扭曲了大学的精神,甚至在学生的实际生活中也误事。
区区一个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居然能网罗全国五分之一的“第一名”,进这个管理学院简直成了新科举。这是北大的悲哀,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悲哀,也是这些学生的悲哀。
你看美国的常青藤,大部分学校的本科没有工商管理类的学位。只有宾西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学院等少数例外。美国好的商学院,一般也避免要那些本科学管理的学生,觉得这样的人视野太窄,缺乏领袖素质,而希望招募学人文的那种具有领袖素质的人才。
人关怀什么,就决定了他成为什么样的人。比如,一个只关心自己下个月的工资的人,也许一辈子都会为是否能拿到下一张工资单而操心。如果你关心人类命运、社会公正,你就更可能成为领袖。

上大学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经济行为,算的是投入产出。对另一部分人来说,是精神行为,追求的是人生理想。对前一种人来说,问题很简单: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不合算就不应该上大学。
大学必须放在西方社会自治的传统中才能理解。大学的成立,就是共同体的自治,就像是中世纪欧洲那些自立的行会一样,自己制定规则,并自愿受这些规则的约束。
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人人有责任,学生当然也有责任。这一点当今中国大学的师生恐怕大部分都不理解。
只要学生们有自治的意识,不要等着别人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大家聚在一起读书讨论、组织活动,这就成了个不错的大学了。如今虽然外在的环境很难改变,但我相信:如果莘莘学子们对自己在大学中的人生使命有高度的自觉的话,他们至少还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
大学经验奠定了一生生活质量的基础。大学培养你对生活的敏感,帮助你体会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分享别人的感情,理解我们文明的源流,或者教育你更有效地建立人际纽带,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念,等等。这些都未必能直接帮助你找到工作但可以使你生活得更充实。
许多在大学里学习“无用”的东西的人,日后往往成为特别“有用”的人才。你查查美国企业总裁的学历就知道:拿MBA的人确实不少,但在本科时就读企业管理的人却不多。相反,许多人本科读的是文学、历史、艺术、中世纪研究等“无用”专业。
什么是大学生活的核心?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就是 disputation（论辩)。这种“论辩”,并不一定是公开的口头辫论,而更多的是在心灵中默然进行的是非辨析,是一种永
无止境的精神努力。真理是辩出来的,不是死记硬背地“学”出来的:大学要训练学生发展自己的论断,并能够应付不同观点的挑战,在思想的交锋中说服别人。在大学的课堂教学中,讨论班是一个核心形式。训练学生批判性的思维则是最重要的教育目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