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说明什么问题?以我的观察,美国的一流大学讲究的是
小。哈佛六千多本科生,加上各研究院的学生,达到两万多,
已经算大得出奇了。普林斯顿、耶鲁本科生仅四五千。至于一些精英的本科文理学院,则只有两三千学生。再看博士预备学校榜: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杨伯翰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全是三万多学生,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佛罗里达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则是四五万人的巨无霸。康奈尔是进榜的唯一常青藤盟校,有两万多学生,不过其本科生有一万三千多,比哈佛多一倍。学校一大,教育质量就受影响。那种亲密的师生互动就没有,讨论班就会少,满堂灌的大课就多。
我有一位朋友带着孩子选学校,参观伯克利时一看人家的学生人数和课堂规模,就坚决不让孩子去读。中国则相反,大学讲究的就是“大”,大家竞相扩招、合并、升级,规模无法控制,甚至一流大学也大得吓人。比如清华仅本科生就三万,北大本科生也达一万五左右,显然是属于最大规模的大学。
另外,美国大学的优秀学生,大部分不会读博士学位,而是进了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等,或直接走上社会,只有非常少的“怪人”才去读博士。你看看美国的总统、州长、议员、企业总裁、媒体大腕,挂着博士头衔的实在是风毛麟角。那里基本上是学则不仕,仕则不学。读书太多,人家会觉得你在真实的生活中经验太少,除了纯学术外很难委以重任。中国则延续上千年的科举文化,学而优则仕,博士半数进了政府,一个处长有40个教授来争。当官要学位,大学自然也保障供给,博士越办越烂,也无端浪费了许多教育资源
几年前,有所谓“建设中国一流大学”的运动。其代言人张维迎先生声称博士课程是衡量一个大学水平的主要标准。其实,看看世界的一流大学,全是以本科教育为核心。清华北大在美国读研究生的学生我碰到不少。他们中许多人对在母校接受的本科教育相当不满。这也是他们出国的动力之一。

如今中国的教育还处于解决温饱问题的阶段,没有钱培养博士。即使有钱,也不知道怎么培养。这就是现在所谓“博士生正在成为垃圾群体”的根本原因。所以,中国的博士教育要停下来,先把基础教育和大学本科教育办好。在未来20年,当教育的温饱问题解决了,不少中国学者在海外已经成为公认的学术领袖后,再想办法把他们吸引回来,办货真价实的博士课程。否则,“博士”在中国,不过是个污名而已。

当中国成了美国的头号博士预科
最近,“中国已成为美国头号博士预备学校”的新闻引起热议。起因是一份最新的《美国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综合报告》。这份报告对2006年度全美45596名研究型博士的背景进行了调查分析,揭示出当今“出产”美国博士最多的三所学校:清华大学(571人),北京大学(507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427人)。随后是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康奈尔大学、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杨伯翰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佛罗里达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媒体惊呼中国的大学竟然忙于为别人做嫁衣裳,是“何等的讽刺”,等等。
我作为一个北大本科毕业,又在美国的大学里完成了博士学业的人,对这一新闻倒有些另类感受。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时代。这种全球化在越高级的知识领域越深刻,可谓知识无国界。美国大学的博士课程是世界一流的,也吸引着各国一流的人才。清华、北大成为最大的美国博士预科,这单从培养博士的角度来看是相当的成功,值得恭喜。至少我们可以夸口说:清华北大为世界顶尖的博士课程输送了最多的人才!

首先,没有基本的师资,盲目上博士课程,当然只能生产垃圾。比如根据最近《金融时报》的报道,在2004年,中国
发表科学论文的数量上占据世界第九位,进步神速,俨然是一个科技大国了。这显然反映了博士课程的规模。但如果以每篇论文的引|用率来计算,中国则排在第124位。试想,世界一共就一百八十几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排在120名以外的,基本上是失败国家(如阿富汗、索马里),破产国家(如刚果)以及赤贫国家(如一系列非常饥荒的国家)。论文的引用率其实就是其有用率。这样的排名,说明中国投入巨资办了博士课程后,学术创造率几乎到了“被开除球籍”的地步,哪里还有什么办博士课程的资格?
第二,博士教育不仅不能办,而且暂时没有必要办。这就好像造飞机一样。如果技术不过关,我们的航空公司就去买波
音或者空中客车,不必硬着头皮自己造,最后造出来也没有人敢搭乘。博士教育,国外有好得多的课程,而且博士教育是全球化最高的,早已突破了国界,有本事就出去学好了。比如根据《金融时报》同样一篇报道,美国的博士候选人中,有四分之一是中国人。中国的留学生,已经有17万回国,其中去年就有3万海归。毫无疑问,许多博士也跟着回来了。我已经反复强调过,即使搞中国研究,整体的博士课程的实力,也是国外比国内强。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极个别的博士课程值得保留外,中国的博士教育基本应该停办
第三,博士课程,耗资巨大,劳民伤财,如今中国基础教育的资金还不保,怎么能顾及博士教育?许多博士课程,招收的是各地的干部,为的是给人家镀金,以后好升官提职称,博土的学术品格已经名存实亡。
从历史上看,美国在19世纪末才开始普遍设置博士课程。那时美国正好变成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人均收入更是早就高居洲各国之上,财大气粗。另外,美国当时已经有了200年左右的大学传统,并不断把学生送到欧洲的大学。

记得第一天上课,老师劈头一句:“博士生是一群不幸福的人!在场的外国学生面面相觑。于是他解释说:大学毕业后读博士,一般要六七年才完事。你刚刚通过资格考试,学同班的同学已经挣了六位数的工资,你则像个叫花子,等着学校一个月1000块的生活费(当时学校的奖学金,除免学费外,大约有一万美元的生活费,但不包括暑假)。到了毕业时,随便一个小学校的教职,也是一百多人申请。你申请几个一辈子也没有听说过的穷乡僻壤的学校,最后人家给你一封客气的信,夸奖你很出色,但要点是:由于申请者太多,我们只能选
择最好的。有人这么折腾几年,还在待业,此时大学的同学,
有挣几十万的。
当时学校的报纸,也在讨论博士生的困境,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条万万走不得的路。如果一个人执意要读博士,老师和朋友就必须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你是否能想象过一个没有学术的生活?如果不能的话,那还要问第二个问题:你是不
是最好的?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就可以读博士了。
我当时两个问题都想了,觉得自己不能过没有学术的生活,而且是一流人才,于是挺高兴地继续读博士。不过,这里其实还有第三个问题:你在乎不在乎钱?当时我不在乎,能够安心。我曾经逢人便说:“博士生是最好的生活方式。我希望
辈子都当博士生。”我确实也有实际行动,想尽一切办法拖
延课程,弄得老师们都有些不耐烦了。

在管理学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团队的配合。和别人合作就是你要学的东西。
如今中国进入了市场经济,社会需要自发的组织能力。你能不能拉几个人折腾出些事业来,就能界定你能否成为社会中的领袖和精英。
大学本应该培养未来社会的领袖。而能否培养堪当大任的精英,也关系到一个民族和文明的兴衰。现代社会的形成,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崛起直接相关。从大英帝国到今天的美国,这一传统主宰世界将近三百年,至今仍然看不到终结的苗头。
你是不是精英,不在于老子给你留下了什么,不在于你有多么高贵的嗜好,而在于你对周围那些和你享受平等权利的人有没有感召力,人家愿意不愿意跟随你。
通过义工,大学生了解了社会,了解了底层,发展了自己的领袖才能,建立了和被领导的人的基本纽带。毕业后老板雇人
常要看义工的经历。
美国的大学生争着打义工,生怕自己和下层不接近:我们的大学生挤破高尔夫练习场,生怕自己和草民无法区分。
也许我们应该想一想:人家300年长盛不衰,我们“富不过三代”,这一切难道都是偶然?
从大学体育看,美国人更强调把独立的个人放到一个集体中,让这些个人学会怎么把自己组织成一个团队,怎么产生领袖,怎么在合作中作为一个集体有效地运行。
根据有关统计,在成功的商人和政治家中,学生时代从事体育的明显高于一般人。这说明他们从体育中学会了竞争和领袖才能。
华尔街的一些大公司就认这个。你在大学当个队长,别人就认为你是领袖,是当企业总裁、议员、将军,或政治家的材料。
领袖是一种能力,不是一种身份,更不是一种特权。你必须学会让别人信服你。大学要给学生提供环境和条件发展这样的能力。

大学教育的目标,不仅仅是训练学生的某些特别的技能,更要塑造有责任感的公民。而塑造有责任感的公民,从培养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开始。当然,这种参与,要先从本校的事务开始。
美国的报纸上常有讨论:富裕的家庭如何向孩子解释家里的财产?许多富人特别注意不让孩子知道自己是富人,以防他们小小年纪就因为觉得有依靠而不思进取。但有些家庭的财富是盖不住的,如豪宅、飞机、游艇等,怎么可以让孩子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常常想尽办法,让孩子觉得这些财富和自己无关
我们强调的,不是精英向社会提供什么服务,而是精英要在社会中享受什么。人家注重的是创造,我们注重的是挥霍。撒切尔夫人说中国永远无法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文化精神。我看这是至理名言。中国还没有富,怎么富的门路也没有找到,但富了后如何挥霍已经被设计得如此精致。
美国大学体育中最流行的项目,基本都是集体项目:橄榄球、篮球、冰球、棒球、足球、网式曲棍球等。
美国大学和中国大学的一个巨大不同,就是把体育放在教育的核心地位。一个校队的队长,到华尔街找工作有时比一个优等生还有优势。
球队是个集体,给你提供了施展领袖才能的环境和舞台。你能把众多个性、背景、技能不同的人组成一个有效的队,说明了你有领导力。
大学体育是培养精英的重要手段。美国大学里参与体育竞技的学生中,日后成为领袖的比例明显比没有参与的学生高。
作为领袖,你不能把人们组成一个团队,不能让别人甘心情愿地跟着自己走,你领导谁去呢?要塑造领袖,就必须有团队精神。有集体才有领袖。
大学课堂的教学,大部分和培养领袖没有直接的关系。有直接关系的是学生的社团组织活动以及体育竞技。而这种体育竞技,主要是集体项目。

今天的课堂,就等于你到百货公司买货样。一节课50分钟,教师除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外,他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在作为大学核心的本科教育中,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精英大学大多能保持通才教育的人文传统。这种教育的目标,首先是让学生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培养健康的价值观念和对社会的责任。
尽最大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价值观念;但是,教育是公共领域之一部分,要避免直接把自己的个人信仰强加于学生。
美国的教育主要并不是从书本上讲做人,而是经常让孩子参加运动队,从球场上的游戏规则来学习社会的游戏规则。这种自古希腊以来围绕体育所展开的人格培养,也是中国的教育所缺乏的。
中国的技工学校少大学过剩,技工学校毕业生比大学生更好找工作,显示了技工的短缺。我一直大声疾呼:未来教育的首要使命,是如何把在几十年内将达几亿之巨的进城民工培养成现代产业大军。
在市场经济中,大学的价值在于培养学生的应付未来的生活和工作的基本素质。而最近十年大学连续扩招,粗制滥造,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大学也就失去信誉。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则完全没有意识到公平是提高效率的最好手段。
这30年中国教育的一个最大失败,是大学的扩张超过了基础教育的成长,特别是没有给弱势阶层提供足够的帮助。这样,贫困学生特别是农村学生上大学就越来越难。大学的选材范围,不是越来越扩大,反而有缩小的趋势:城里学生比农村学生的录取分数还低,大城市学生比中小城市学生的录取分数还低。
如果我们没有搞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而是把那些特别拨款用来进行教育扶贫,让更多的穷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甚至免费读完高中,那么,中国大学生的素质恐怕会比现在高出许多。
换句话说,如果把大学教育经费砍半用于基础教育,中国的大学水平反而更高如果高等教育像高档奢侈品一样只对买得起的人开放,高等教育的发展所带来的后果不仅是社会不公平,而且还是效率的下降、大学的弱智化。
衡量大学扩招是否是个进步,不是看多少人上了大学,而是看大学教育究竟给多少人带来了机会。如果许多人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并支付了不少学费。最后拿到的工资和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差不多,甚至找不到工作,这叫什么进步?难道不是坑人吗?
如今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起薪低,这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审判,说明许多大学提供的教育没有价值。
许多大学教育也是无用的,除了让学生的家庭财政破产外,并带不来什么看得见的果实。盲目地上大学,就像不看产品质量就买东西一样,最后不仅自己上当受骗,而且保护了生产劣质产品的厂家。

第四章 中国大学的弱智化
从“钟曲线”看中国大学的智力下降
大学是否会随着扩招而越办滥?这不仅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也是世界高等教育的问题。比如,在二战后,美国通过“退伍军人法案”,让参加二战的普通百姓的子弟接受高等
教育,一些人甚至有了上哈佛耶鲁的机会。当时就有许多教育界人士担心:常青藤的教育质量,恐怕会毁在这些刚从战场上回来的大老粗之手。结果正好相反:这一代退伍军人,被称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大学生。战后随着美国高等教育的普及,进入常青藤甚至二流学校的竞争反而越来越激烈,许多大学在高等教育平民化的趋势中反而更加精英化。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1994年,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家Richard J. Herrnstein和美国企业协会的社会学家 CharlesMurray共同出版的爆炸性的名著《钟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力与阶级构造》
许多大学在高等教育平民化的趋势中反而更加精英化。
一个人的能力由其智商基因和环境所决定。当美国式的民主把个人环境变得越来越平等后,智商对一个人的能力就起了越来越大的决定作用。而当社会绝对平等后,为智商基因所塑造的能力则几乎主宰了人的命运。
20世纪的美国,因为社会进步,各阶层在教育机会上变得越来越平等,富裕阶层已经不可能垄断教育资源。当一般平民百姓凭自己的智商和富家子弟竞争时,人的素质而非家庭背景和社会地位成了决定这场他们之间胜负的关键。
哈佛的教育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哈佛怎么选学生。你把哈佛选出来的学生送到一个野鸡大学读四年,日后主宰美国的照样还是这些人!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办法有两种,要双管齐下第一要削平各校。一个大学过于突出,对整个高等教育不利。我直主张采用教育券制度,进行市场竞争。这是谁也听不进去的。但是,国家在拨款上,至少应该采取平等的方式,按人头拨款,对各大学一视同仁。经营不善的学校,即使如北大这么大的牌子,时间久了也会被人取代。这样,招生时就必须竞争最好的人才,大家徇私时有所顾忌。
第二,把考试理性化。国外固然招研究生要看推荐信,但这不是保送,还是要竞争的,分数也要看。比如美国大学招收
中国学生,人家知道大部分推荐信是假的,就凭那么几个分数招生,也招收了不少优秀人才。为什么呢?人家的考试设计得好。比如我过去提出,北大法学院招生不要考专业。考试有两大重点:中文和外文。就像美国研究生入学的GRE考试那样。
因为研究生的一个基本素质就是你的阅读量、理解力。我让两个学生在同样的时间读一本他们从来没有看过的书,不一定和他们的专业相关。一个学生读了两小时,完成了100页,而且讲起来头头是道,理解得很透;另一个学生读同样的时间,仅看了50页,而且似懂非懂。难道这两位的素质高下还看不出来吗?考试并非挑不出人来,只是我们不这样考。你越是考专业,考生就越知道死背哪几本书,知识面就越窄。但是,你如果考上三小时的中文阅读,内容从科学到历史文学商务法律无所不包,学生接受知识的能力的高下,一下子就考出来了。

港大领先北大清华一个时代
几年前,我曾就香港各大学到大陆招生一事写了篇《香港
的大学将把北大清华扫为二流》,一时间舆论哗然。
当然,香港的大学处于经济发达地区,有其资源优势,在雇用师资、设施建设,乃至发放奖学金等方面,远非北大清华能比。即使不以财富来衡量,而拿大学的理念这一文化因素来衡量,北大清华是否能和香港的大学相比呢?还是远远不能。
最近港大面试,在国内媒体引起轰动,也给我们提供了个活例,说明香港和内地高等教育的天壤之别。这里有两个看点:第一,面试主要不是一对一,而是六人一组进行小组讨论;第二,所讨论的问题,从奥运会期间北京的空气如何理,到油价上涨等,涉及的是社会普遍面临的挑战。
用来选拔学生的考题,最说明一个大学对学生的要求和期
待,也最能展示这个大学的教育哲学。我们不妨由此做一番分析。先看其面试的形式。六人一个小组讨论,实际上就是看看考生在“讨论班” seminar)中的表现。学生日后不管是当律师出庭辩论,在公司里提出自己的理念并说服别人,还是竟选公职,都必须有这种表达和沟通能力。这是大学教育的根本。港大的考官强调:面试的问题没必要有正确答案,就看你在讨论时怎么表现了。这和满堂灌的听话式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过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学生在讨论班中,并不仅仅要显
示出个人的能力、出尽风头,还应该表现出强烈的团队精神。中国人对西方社会的最大误解之一,就是人家那里只讲个人没有集体观念。其实,看看教育就知道,团队精神是西方教育中最重要的一个目标,也是中国教育最大的一个盲点。有位美国的教育学教授曾被请到国内某名牌大学参与评估。他在观察了学生的表现后做出结论:学生的团队精神不足。美国大学在这方面的理念很简单:人是社会的动物,你必须懂得和别人配合才能成功。在讨论班中,抢话题、不给别人留出表现机会的人,以后到了社会能成功吗?港大考官强调团队精神,道理也在这里。

精英大学必须釆取寄宿制
还记得“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吗?这一口号喊了一
时,一些名牌大学捞了一大笔钱,把建一流大学变成了建一流大楼。于是,清华前校长梅贻琦的名言一下走红:“大学,大
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
把梅贻琦的话拿来批判现在的大学,固然很好。但是这话
本身,并没有点出什么是大学精神。毕竟,大学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产物,至少已经有800年的历史。梅贻琦先生讲这话时,中国才刚刚开始学习西方的大学制度,在理解上自然不够深刻。我们把这句几十年前的话奉为至理名言,多少也说明了当今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贫困。
所谓寄宿学院,就是把学生的学业和生活合一的共同体,
是校中之校。比如,哈佛和耶鲁,都各有12个寄宿学院,只
不过哈佛叫 House,耶鲁叫 college哈佛另有第13个 house,
供非寄宿的学生或研究生使用。普林斯顿则有5个学院,最近又建了第6个。牛津的学生分属39个学院,剑桥则有13个学院。这些学院,一般是几个宿舍建筑组成的封闭或半封闭型的庭院,需要凭证件出人,除了宿舍外还有自己的图书馆、教室、咨询室、餐厅、公共休息厅、计算机房、演艺厅等设施,并有院长、教授的公寓、办公室。总之是自成一体。一个学院300~500人,师生同住,形成一个有机的学术共同体。
这种体制,和我们的大学生宿舍有本质的不同。中国大学的学生宿舍,是建立在教学与生活分离的基础之上的。学生去
教室上课、去图书馆借书,属于教育活动。宿舍除了给学生提供休息的场所(其实主要就是一张床和卫生间而已)外,基本没有其他功能。寄宿学院则不同。寄宿学院的基本概念是:大学是一个社会,一个学术共同体。大学的生活不能被教室和宿舍所分隔,不能把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分开。比如在晚间,寄宿学院里的活动异常丰富。同学可以举行各种讨论会和社团活动。住在学院的院长,也经常举行“院长茶会”,请社会名流和学生座谈。

每天早晨我们两人起床时,都看到张广达先生已经端坐在书桌前读书。我们问他才说自己年纪大了,睡眠不需要太多,早晨起来干几个小时,这一天就“够本儿”了。后来徐先生向我感叹:“真算是见了大师了。自己这几年为学小有成果,有些飘飘然了看张先生,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此话实在不假。有一次闲谈中,我们们替张先生鸣不平,说他命运实在太坎坷了,当了那么多年右派,现在在国外生活也颇不稳定。如果命运公平些,还不知道是什么光景呢!张先生则轻描淡写地说:“我可不这么看。我当右派属于走运了。看看当年的北大,没有当右派的人怎么样呢?他们每次运动都要出来冲锋陷阵。不少最后被搞到梁效里面。哪里还能做学问?我被关在图书馆里,多少还看了几天书。后来恢复正常才有点东西可以教给学生。现在我要是在国内,当然也是会如人所说成为个权威泰斗什么的。可这种大骄子对我有什么意义呢?还不是一天到晚开会吃喝?像现在这样在外面东奔西走,对各国学术有机会观察。特别是在法国那几年,对年鉴学派什么的,有现场学习的机会。”另一次他私下对我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上天如果多给我几年,我也许会把所学归纳总结出来一些。如果不给我那么多时间,所学所知也就跟着我走了。但这又算什么呢?看看历史,许多饱学之识都是这样,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留下东西来的人也许算是偶然。这些我早看开了,能够平淡对之。”
所谓宠辱不惊,说的就是张先生这样的人。这也是我心目
中的北大!

八十年代北大文史第一人
如果在这方面要追溯到大学四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那还是张广达先生。他那时还不满50,正好是我现在的年龄,其貌不扬,说话似乎也不那么利落。不过一讲隋唐史,就让人亢奋起来。想想看,那是1980、1981年。一般大学里讲课不上来给你马列一场就不错了。他则十分精要地综合各家,把陈寅恪、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伯希和等各家的观点逐一介绍,讲唐史分析周围民族的互动,特别是中亚政治贸易的发展,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史的背景中展示。这对于我们这些只知道从农民起义分析历史动力的人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历史意识的地震。听完他的课,你恨不得一头扎进图书馆,把他提到的各家都找出来自己看看。他是个右派,掌握多种语言,被压制多年不能搞专业,反而不受当时意识形态的限制,能关在图书馆读书。所以“文革”结束后他的知识结构是最领先的。他本来研究中世的中西关系,但对所谓海外中国学研究,在当时恐怕也是最通的。
我到耶鲁历史系读博士。一天在校园里骑车,看见一个中国人走路,两人对视,一下子全停了下来。天呀,是张先生!他着
光也记得我!晃十多年了。久别寒暄,才知道他也是1989年后就出国游学。先是在欧洲,成为获得法兰西学院国际讲座教授的第一位亚洲人。这个职位是法国文化界的最高荣誉之一,凭工作证件可以免费出入各大博物馆,甚至还可以带客人进去。据说此职位刚设立,第一年请的是戈尔巴乔夫;老戈不来,就请了个研究东欧的学者;第三年请到了张先生头上。我们都知道张先生懂得多门外语,但法语他在大学仅学了一年,后来就没有再动。几十年后荣任此职,每周用法文讲课,竟顶了下来,人没有讲少一个。以后他又不停走访世界名校。刚到美国来后,英文明显讲不利落,在一个聚会上碰到我的导师史景迁先生,两人还只能用法语交流。可是没有几个月,英语就十分流畅。周围的教授提起来,都说他英文实在很好。

以讨论班为例
比如,美国的大学,特别强调“讨论班”( seminar)在研
究生教育中(主要是文科,理工科因为实验室的重要因素,不
可一概而论),讨论班是主体。我自己在耶鲁硕士、博士读下来,上的全是讨论班,大课一堂没有上过。本科生的讨论班也非常重要。比如各校不仅有大三讨论班,而且许多还设置新生讨论班。即使是上大课,教授讲完后,学生也要分成小组,参加由研究生、助教主持的讨论班,每个班人数都控制在十几个。这样保证人人参与讨论。
在这种讨论班中,老师不过是个主持人,不停地提出问
题,引导讨论的深化。学生死读书不行,因为很少有人问你书上讲了什么。书是大家都看过的,重复书上的内容等于说废话。大家要看的是,你和其他人读了一样的东西,你能拿出什么新东西来?你有没有批判性的思考能力、指出作者的缺陷?你能否在作者研究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指出深化研究的路径?要知道,大家读的书,许多是名著,如韦伯等。匆匆看完,讨论班上去批一通,深化人家一下,这在中国老师看来算什么呢?轻说是强人所难,重说是对学术大师的不敬,或者是无知的狂妄。毕竟大家还是学生。但美国大学的讨论班上,这是人家对你常规的期待。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你不仅要理解书本,还要汇通其他学科的知识,挖掘自己的生活经验。一句话,把所有本事都使出来,创造一些别人没有的思想。
我开始上讨论班,非常紧张。当然这和开始时英语不好有关。我对自己唯一的要求,就是张嘴说话,别被吓住。但常常说话前5分钟,脑子里一片空白;说话后5分钟,脑子又是片空白。后来才渐渐从一个边缘人物,变成了爱说话的主角
。这一转折点,发生在 James Scott教授主持的“农业社么
的讨论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