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北大文史第一人
如果在这方面要追溯到大学四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那还是张广达先生。他那时还不满50,正好是我现在的年龄,其貌不扬,说话似乎也不那么利落。不过一讲隋唐史,就让人亢奋起来。想想看,那是1980、1981年。一般大学里讲课不上来给你马列一场就不错了。他则十分精要地综合各家,把陈寅恪、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伯希和等各家的观点逐一介绍,讲唐史分析周围民族的互动,特别是中亚政治贸易的发展,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史的背景中展示。这对于我们这些只知道从农民起义分析历史动力的人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历史意识的地震。听完他的课,你恨不得一头扎进图书馆,把他提到的各家都找出来自己看看。他是个右派,掌握多种语言,被压制多年不能搞专业,反而不受当时意识形态的限制,能关在图书馆读书。所以“文革”结束后他的知识结构是最领先的。他本来研究中世的中西关系,但对所谓海外中国学研究,在当时恐怕也是最通的。
我到耶鲁历史系读博士。一天在校园里骑车,看见一个中国人走路,两人对视,一下子全停了下来。天呀,是张先生!他着
光也记得我!晃十多年了。久别寒暄,才知道他也是1989年后就出国游学。先是在欧洲,成为获得法兰西学院国际讲座教授的第一位亚洲人。这个职位是法国文化界的最高荣誉之一,凭工作证件可以免费出入各大博物馆,甚至还可以带客人进去。据说此职位刚设立,第一年请的是戈尔巴乔夫;老戈不来,就请了个研究东欧的学者;第三年请到了张先生头上。我们都知道张先生懂得多门外语,但法语他在大学仅学了一年,后来就没有再动。几十年后荣任此职,每周用法文讲课,竟顶了下来,人没有讲少一个。以后他又不停走访世界名校。刚到美国来后,英文明显讲不利落,在一个聚会上碰到我的导师史景迁先生,两人还只能用法语交流。可是没有几个月,英语就十分流畅。周围的教授提起来,都说他英文实在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