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政府把400多个自报登记的族群数减为56个“民族”( Gladney,1998)。“在这样的分类计划下,凉山诺苏和其他地区的1ipuo,Nasu,Yala等不同人群,被划归为同一个“民族”,国家也为他
们创造了一个新族别:“佛族”( Harrell.2001)
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分类意识形态,是把“未汉化”的少数民族视为最“落后”的族群。50年代毛泽东要求党干部及知识分子从事“少数民族工作”,动员他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拯救落后民族”。充满族群偏见的社会论述与社会主义发展的意识形态一搭一唱,认定未汉化的少
数民族如同孩童一般,需受教化( Harrell,1999)

就此而论,无论是历代帝国或20世纪上半叶的中华民国,都比不上社会主义中国的彻底系统化,名正言顺地以马克思一摩尔根主义的演化论施展治理。中国的民族学者也加入这场浩大的现代化计划,依据“进化”阶段分类少数民族。此时诺苏人的群体地位被贬得极低,成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仅存的奴隶社会而这只是国家在诺苏社群身上施加烙印的第一步。国家在诺苏群体所贴上的负面标签,和其后当代诺苏人的自我建构融合在一起。社群内部不断传递同样的信息:“我们”的文化、社
会和人民素质落后不如人。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间,中国借由计划经济与中央集权治理进行社会主义现代性实验,以图实现全民平等的理想。遗憾的是,如同小威廉·H.休厄尔( William H. Sewell)所言极权主义统治,从来就不曾成功达至文化一统。其文化策略“与其说是建立一统性,倒不如说是要统整差异。当权者不但持续竭尽所能将异文化正常化、同质化,对于那些偏离国家认可范围的人、事、物,也不断致力于将其阶层化、管制、排挤、定罪,以霸权支配,或将之边缘化”(2005,172)在当代中国治理下,诺苏社会在短短一两个世代中,便经历了以上所有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