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适用于拉丁民族的教育制度的首要危险是,它犯了一个基本的心理学错误,认为智力可以通过一心学好教科书来提高。受这种观点影响,人们便尽可能强化书中的知识。从小学直到大学毕业,一个年轻人只能死记硬背书本知识,他的判断力和个人主动性从来都派不上用场,教育对于他来说就是背诵和服从。
前公共教育部长朱勒·西蒙先生写道:“学习课程,苦记语法或纲要,不断重复,认真模仿—这实在是一种十分可笑的教育方式,它的每项工作都是一种信仰行为,即默认教师不可能犯错误。这种教育的唯一结果,就是贬低自我,让我们变得无能。”
如果这种教育仅仅是无用,人们还可以对这些不幸的子表示同情,他们虽然没有在学校里学习必要的东西,但毕竟学习到了科劳泰尔后裔的族谱、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之间的冲突①或动物分类等知识。但是这种教育体系的危险要比这严重得多,它使服从它的人强烈地厌恶自己的生活状态,并且极力摆脱。工人不想再做工人,农民不想再当农民,而大多数
地位卑贱的中产阶级,除了吃国家公务员这碗饭以外,不想让他们的子女从事任何别的职业。法国的学校不是让人为生活做好准备,而是只打算培养他们做公务员,在这个行当上取得成功，无需任何必要的自我定向,或表现出一丁点儿的个人主动性。这种教育体系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创造了一支无产阶级大军,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忿忿不平,随时都想起来造反。而在最高层,它培养出一群轻浮的资产阶级,他们既多疑又轻信,对国家抱着迷信般的信任,把它视同天道,却又时时不忘对它表示敌意,总是把自己的过错归咎于政府,离开了当局的干涉,他们便一事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