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虽说在德国的九个月饮食尚好，体重如前，但这次仓猝出逃，神经极度紧张，竟使我的体重下降了好几公斤。在这次事件中，除了染上左眼皮神经性痉挛的毛病之外，我每逢听到爆炸声就心惊肉跳。
于是，稍事准备我就去安心度假，直到一九一五年返回巴黎到第二厅接受新的任务。大概是上司相信了“以贼捉贼”的古老说法，把我从第二厅这个间谍机构调到国土安全部，即反间谍部，授命我在远离索姆边界的后方组织一个特别部门，专门负责审查方圆六十英里范围内的所有嫌疑犯。
我就是这样开始了反间谍生涯。

读者会问：这一切同谍报工作有何相干？那好吧，我可以告诉你，谍报工作作为整个计划的一部分，由我牢牢控制着。我负责同四个特工人员联系：一个在威斯特伐利亚的本德；一个在基尔运河的码头上（他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一个在不来梅；一个在汉堡。
基尔运河的那个人叫鲍尔·布鲁麦，住在一个大海军基地附近，对海军舰只，特别是“U”型鱼雷艇进出情况，以及它们将要进行的军事行动知道得一清二楚。不来梅和汉堡也都有海军基地，我的人从那里提供有关商船通过易北河和威悉河运送兵员的情报。威斯特伐利亚的本德是铁路枢纽，是往西线运送兵员和军火的列车的必经之地。从这个铁路中心运输量的变化能够推测出可能要发动的进攻。我的人甚至能使我掌握通过此地的列车数量和型号的任何细节。

这样，在一星期中我懂得了如何选择样品、如何标价、计算扣除额和发运货物；学到的知识足以使我自如地同可能遇到的最精明的烟草商争个上下高低。哥哥对我的秘密有所了解，后来他在反间谍工作中也起过一些作用，但家庭的其他成员对我突然热中起烟草生意的真正目的却一无所知。长辈们对这个决定交口称赞，以为一定是结婚使年轻的奥莱斯特成熟起来。

弗朗西斯以他惊人的记忆力记住了一个现在看来至关重要的细节。
我有个哥哥，比我大十三岁，在东印度的烟草买卖中财运亨通，同德国香烟制造商有牢固的贸易关系。他深信，即使打起仗来，人们也还是要吸烟的。弗朗西斯的计划是让我表面上作为哥哥的代表驻在德国，实际上，在那里为第二厅组织一个谍报网。只要德国反间谍机构发现不了我的真正目的，持有中立国护照出入德国并不是件难事。但是，不管其国籍如何，间谍毕竟是间谍，对间谍的刑罚只有一条——处死。
在这点上，弗朗西斯并未对我强求，他反复暗示说，如果接受这项任务，一旦被德国当局抓获，法国第二厅爱莫能助。他等待我作出抉择，并且说，假使我决定不接受这项危险的工作，也不会受到指责。我新婚不久，战争并不针对我的祖国，没有任何东西强迫我把脑袋伸进狮子嘴里。
在小说里，“英雄”毫不犹豫地去冒生命危险，面带微笑，目光炯炯地投入行动。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每每如此。我承认，对弗朗西斯制订的计划，我反复权衡利弊，长时间举棋不定。
如果还是单身汉，我真会表现得象小说里的“英雄”。我还年轻，喜欢冒险，并且加入情报组织也是难得的机会。而现在情况变了，必须从两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我本人和我的妻子。她会答应新婚的丈夫成年累月甚至永远不在她身边吗？转念一想，在短短几个星期的战争中，数以千计的妇女成了未亡人，难道这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应当冒的风险吗？难道为了留在她身边，能够无视这个可以作出贡献的机会，让它从手指间滑走，在战争中对人们的痛苦无动于衷吗？
我看了弗朗西斯一眼，作了肯定的回答，这是我短短的生涯中第二次同第二厅合作。

有时候我带一根橡皮管，管内有一个圆柱体铅条，用皮条拴住，皮条缠在手腕上，橡皮管藏在袖子里。只要轻轻一甩手腕，铅条就滑到手里。这件武器在格斗中是再有用不过的了。后来我还学会在打一个人的头部时打在什么地方、怎样打法才能把对手打昏而又不至于打碎他的脑壳。

正如任何一个英国青年都知道MI-5一样，关于第二厅的传言我早有耳闻，这个秘密组织更加挑起我的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