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诸神眼里的傻瓜和世人眼里的傻瓜是大不一样的。艺术变革的种种方式或思想演进的种种状态、拉丁诗的华彩或元音化的希腊语那更丰富的抑扬顿挫、意大利托斯卡纳式的雕塑、伊丽莎白时代的歌调，对这些，一个人可以全然不知，但却仍然充满最美妙的智慧。真正的傻瓜，诸神用来取乐或取笑的傻瓜，是那些没有自知之明的人。这样的傻瓜，我曾经当得太久了，你也已经当得太久了。别再当下去了。别害怕。恶大莫过于浮浅。无论什么，领悟了就是。

只有这个能救你了。假如你跑到你母亲跟前告状，就像那次告我在给罗比的信中嘲弄你那样，让她来疼你哄你，哄得你又飘飘然得意忘形起来，那你就全完了。假如你为自己找了一个虚假的借口，过不久便会找到一百个，那也就同过去的你毫无二致了。

一个人，不能永远在胸中养着一条毒蛇；不能夜夜起身，在灵魂的园子里栽种荆棘。

你忘了——我不说礼貌上的道谢,因为表面的礼貌会令亲密的友情显得局促——我说的不过是好朋友相聚的雅趣、愉快交谈的兴致,那种希腊人称之为［］的东西;还有一切使生活变得可爱的人性的温馨,像音乐一样伴随人生的温馨,使万物和谐、使艰涩沉寂之处充满乐音的温馨。

受苦是一个很长的瞬间。我们无法将它用季节划分。我们只能记录它的心境,按顺序记下它种种心境的回环往复。对于我们,时间本身不是向前推移,而是回旋运转。它似乎在绕着一个哀苦的圆心盘旋。这是一种凝滞的生活,时时事事都由个不可变的模式控制,我们吃喝、起卧、祈祷,或者至少是为祷告而下跪,都得遵循一条铁的公式:那些一成不变的律法,这种令人麻木的凝滞,使得每一天都暗无天日,都在重复着过去的日子,分毫不变。这种凝滞,似乎也传给了外间天地的各种力,而天地之力的存在,本质就在于不断变化。春种秋收,农人在田里俯身挥镰,果农穿行于藤蔓间采摘葡萄,果园的青草上,残花落时一片片的白,果子掉下又散散的滚了一地:这一切,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一点也无法知道。

如果仇恨蒙蔽了你的眼睛 那虚荣便是用铁丝把你的眼皮缝在一起了。那种“通过它,只有通过它,才能既以其理想关系也以其真实关系来理解他人”的才能,被你狭隘的利己之心磨钝了,而长久的荒废又使它不复可用了。你的想象力同我的人一样,被囚禁在监牢里。虚荣是铁条封住了窗口,看守的名字叫仇恨。

不管怎么样，我必须心存着爱。要是不带着爱进监狱，那我的灵魂该怎么办？

仇恨,你还不知道呢,以心智论是永恒的否定,以感情论是萎缩退化的一种形式,它消灭一切,除了自己。

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曾说过：“美是天才的一种形式，且无需证明。

The critic is he who can translate into another manner or a new material his impression of beautiful things. The highest, as the lowest, form of criticism is a mode of autobiography。姑且译为：评论家这种人，能以另一种方式或新的材料翻译出自己对美的事物的印象。评论的最高形式，一如其最低形式，是一种方式的自传。

任何一种艺术方式，不管其表现的“雅”“俗”，如果关心叩问的是生命存在的本质意义，而非张扬某一特定的风尚潮流，或者出于虚荣在炫耀个人的技巧或机巧，那就是高尚的。
换言之，将一时一地的价值判断或文化好恶置于生命的聚光灯下鞭挞叩问，从而彰显人类于天地间存在的意义，这是林林总总表现技巧必须为之服务的艺术——推而广之人类各项心智追求——的终极意义。如果不跟这一终极意义相关，那翻译中常常谈论的押韵、句长、词数、对仗等，就显得苍白了，遑论“美”。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耽于技巧演示的所谓艺术，不论是将自然世界翻译为文字的“创作”，还是将一个文本世界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翻译”，即便脱得了俗气，也落得匠气了。真心的翻译，无不是有感而发、而非因名而发的童心之作，追求的是“与天为徒”的神采和韵律，“至道通而集于怀”的浩然之气。这样的翻译，不但是艺术，更是生活的方式，看世界的方式。

我看到一个教养较少的人对你真的会更合适得多。这么说绝无怨你怪你的意思,只是道出过从交往的事实而已。归根结底一切人际交往的纽带,不管是婚姻还是友谊,都是交谈,而交谈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如果双方的文化教养迥异,那唯一可能的共同基础只能建立在最低的层面上。思想和行为上的琐屑讨人喜欢。我曾用这一点来作为一个非常睿智的人生哲学的基石,在剧本和悖语中加以表达。但是我们生活中的蠢话傻事却常常变得令人烦不胜烦:我们只是在泥淖中相遇。

A Long and Lovely Suic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