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种救世主观念的特征——希望、复国和世界的提升——保持固定不变,可是在这稳定的框架之内就有了不同的方案了。
项重大的不同,关系到救世主时代来临的方式。有的指望救世主真的会出现——一位教士或国王,作为神的副手,会建立新的秩序。另方面则有一些人,认为神会指派一位代理人直接来干预。后者的看法,适当地称之为救世主的期盼,希望有“一个时代,以色列人能够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有政治自由、道德完美以及尘世的福祉,而且全人类也能如此。”第一个概念把第二个概念的一切都包括进去了,不过更加上了一个崇高而卓越的政治和精神人格,他来让世界为神的国度做好准备。
第二项紧张所反应的是,在犹太教之内,一般而言有复兴国和乌托邦的冲动。复兴的救世主义要想把过去的情况加以重新创造,特别是现在理想化了的大卫王式的君主制。在这一点上,希望倒转头去重新建立事务原先的状态,以及倒回到“与祖先生活在一起的生命”。不过救世主义也配合上犹太教向前看的冲动,因此而有预见一种前所未有的事务状态的乌托邦的版本。
最后,救世主义者对于新秩序是否与先前的历史连续,或者把整个世界的基础动摇,而(在末日)代之以类别上超自然地不同的永世,意见各有不同。当犹太人的势力在面临欧洲之兴起而衰退时,以色列政治复兴的希望似乎是愈来愈不可能的时候,盼望奇迹的救赎之心窒息了政治上的渴望。救世主的时代随时会来临,突发而灾变地来临如山崩海啸。自然的律法会被取消而由不能想象的神圣秩序所取代,唯一可以想象的是“救世主时代诞生的阵痛”——由恐惧而引起的可怕图像是犹太人正在真实地经验着的随之而来的就是和平。因此就连这种启示的版本也包含有乌托邦的成分。危险和害怕由安慰和救赎平衡了过来。
在这三种对立中,本质虽然彼此相反,而选择却是深深地互相纠结在一起。救世主的观念由于其组成分子的对立所产生的紧张性,而得以凝聚和保留了它的活力。我们无法找到纯粹一种主张而不混杂另一种主张的;只有在成分的多寡上有所变动,而且往往是很剧烈的。

当希望表现成具体的时候就能赢得更多的人心,因此,最后犹太人的希望就被人格化在即将来临的救世主身上。字意上来说,救世主(来自希伯来文 mashiah)的意思是“涂油”;不过如同国王和教士们用油涂抹,这个词就成为一种荣誉的称号,意指某个被推崇的或“被选中的”人。在巴比伦的放逐期间,犹太人开始希望一位救赎者,能够令“放逐者聚集”在他们自己的家园。犹太圣殿第二次被毁(公元70年)之后,“救世主”的荣衔,是用来指把他们从那分散各地的情况中拯救出来的
可是,事情从来就不是那么简单,在时间的流程中,救世主的观念变得复杂了。它的活泼的概念永远是希望,而这个希望永远有其两面性;政治国家一面(预见犹太人对敌人的胜利以及他们在世界事务上提升到重要的地位),以及精神的、普遍的一面(他们在政治上的胜利会伴随着世界性的道德上的进步)。

虽然犹太人能够在他们的受苦中找到意义,意义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就在这里结束。它的顶峰乃是在救世主信仰( Messianism)。我们可以通过一项显著的事实进入此一概念中。进步的观念——相信生命的情况能够改善,历史在这一意义下,得以前进到某种地步——乃源自于西方。至于说其他民族有这一想法,则是他们从西方得来的。
这个事实令人瞩目,却似乎是可以说明的。如果我们把自己局限在两个持久的文明中——南亚,以印度为中心;以及东亚,以中国为中心及其文化分支——我们会发现其主要面貌是由当权的人所铸造的;在印度是婆罗门,在中国则是士。对照起来,西方的面貌在这种事情上是决定性地由犹太人塑造,他们在整个形成时期中都是失败者。统治阶级可以满足于其身份地位,而失败者就不会。除非他们的精神被粉碎了，而犹太人的精神从来就没有被粉碎过,被压迫的人希望改进。这种希望给予圣经上的犹太人一种前进的向上心灵。他们乃是一种盼望的民族,一种在等待的民族——不是要摆脱压迫者的控制,就是要横跨入到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