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智慧传统要认领我们,我们以聆听它来开始。不是非批判性地,因为新的情况教我们新的责任,而每一有限之物在某些方面总是有瑕疵的。可是我们仍然带着期盼聆听它,知道它拥有的真理在人一生中是无法将之包容尽的。
不过我们也聆听其他人的信仰,包括俗世论者。我们之所以首先要聆听,正如本书一开始就指出的,是因为我们的时代需要如此。今天的社群不能只是单一的传统;它乃是星球。世界日渐缩小,了解乃是和平唯一能够找到的家。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接受科学所导致的消灭距离。今天有谁能站起来准备接受庄严的万民平等呢?有谁能绝对排除把外国的
等同于次等的那种下意识倾向呢?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经历了这最血腥的世纪而活过来了;但是如果它的折磨将是出生的阵痛,而不是死亡的挣扎的话,20世纪的科学进步必须要在人类的关系上有相当的进步与之匹配。那些聆听的人是在为和平而努力,一种建筑在了解和相互关怀上的和平,而不是宗教的或政治的霸权上的和平。因为,至少在如人类如此伟大信仰的固有高贵领域中,了解带来尊重;而尊重为“爱”这个更高的力量,作出了准备。“爱”,这唯一能熄灭恐惧、疑心和偏见的力量,它也能提供给这渺小而珍贵的地球上的人们,可以彼此成为“一”的方
法。
那么,“了解”能导致“爱”。反过来亦然,“爱”导致“了解”两者是交互为用的。因此我们必须聆听去了解,不过我们必须也聆听去把各个智慧传统都嘱咐的同情心付诸实行,因为没有去听对方是不可能彼此爱对方的。如果我们要对这些宗教真诚,我们就必须深刻而注意地倾听别人,就如同我们希望他们会这样倾听我们一样,默尔顿( Thomas Merton)说明这一点,指出神在三个地方向我们说话:在经文中,在我们最深的自我中,以及在陌生人的声音中。我们必须有接受以及给予的雅量,因为再也没有比只说而不听更能把他人非人化的了。
愿耶稣的名受祝福,他说:“你希望别人如何待你,你也要这样待人。”也愿佛陀的名受祝福,他说:“凡人立意要,就可能到达最高境界——不过他必须热切地学习。”如果说我们没有在这些意见上引用其他
宗教,那是因为它们都是异口同声在说这些话。

对于人的心灵而言,奥秘是那类没有解答的特别问题;我们懂得愈多,我们就愈是觉察到有更多我们不了解的因素与之有关。对于奥秘,我们所知的,以及我们明白到我们所不知的两者并进,知识的岛屿愈大,惊奇的海岸线就愈长。正如量子世界,我们愈是了解到它的形式结构,那个世界也就愈变得陌生。
万物比它们外表看起来要更为整合、更为美好也更为神秘;这种状况所展现的,正是智慧传统的各项报导所有的最大公约数。当我们再加上它们为伦理行为所建立的基线,以及对人类品德的说明,我们会想,是否有一个更智慧的生命纲领被构思出来了。在宗教生活的核心,有一种特别的喜悦,这种快乐结局的前景,是从必要的痛苦中开花结果的,带着人类的困难将被衷心接受而克服的允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只有这种喜悦的暗示。当它到来的时候,我们竟不知道到底我们的快乐是世上最难得的还是最普通的东西;因为在一切尘世上的事物中,我们都能找到它,将它给予人,并且接受它,却无法保住它。当我们拥有这些提示时,似乎如此快乐一点也不奇怪,可是回想起来,我们会惊诧伊甸园中这样的黄金有多少本该是我们的。宗教告诉我们,人类的机会在于把偶尔瞥见的洞见转化为长存的光明。

从这个伦理的基础上,进到我们应该努力去做什么样的一种人,我们就碰到品德的问题,此智慧的传统,在基本上可辨明为三种:谦逊、仁爱和诚实。谦逊并不是自贬。它乃是一种与他人在一起的时候,把自我视为一个人却不高于一个人的能力。仁爱则是换一个角度,把邻人同样视为一个人,与自己一样的完全的人。至于说诚实,则不只是最低限度地说真话,而是要达到崇高的客观性,完全如实地看事物之道的能力把一己的生命顺应事物之道就是真诚地做人。

那么,新教徒承认他们的看法是充满着危险的——当个人内向地(有时似乎是处于可怕的孤独中)努力去决定,到底他们是否正确听到神的意志时,这是不确定的危险;当基督徒发觉他们自己不同地理解着神的意志时,这是教会分立的危险。但是他们接受这些危险,因为危险归危险,他们宁取这不安定的自由,而舍教义或机构的安全,并且就算后者在朝神仰望时,也仍然是可能犯错误的。最后,正是他们的信仰,使他们免于为这些负担而气馁。有人问路德,如果教会驱逐了他,他将立于何处时,据说路德回答道:“天空底下。

只要它们超越自己指向神,它们就可以是无价的。但若任由它们其中之一去自称是绝对的或要求人们对它毫无保留的忠顺—也就是说自称是神它就变成像恶魔一般了。因为,按照传统,这就是恶魔:至高的天使不甘于做第二,决心要做第一。

新教的原则。新教另一个支配性的看法后来被称之为新教的原则。以哲学的方式来说,它反对把相对的事物绝对化。以神学的方式来说,它反对偶像崇拜。

无论多少宗教仪式,多少善行的记录,相信了多少教义的手册,也不能保证个人得以到达他或她所意欲的状态。这类的事情对于基督徒生命不是不相干的;不过除非它们帮助转化了信仰者的心,否则它们就是不够的。这才是新教徒呐喊的意义,“只可因信称义。”它并不是说教条或圣礼不重要。它的意思是除非这些是伴随着神的爱的经验,以及对神回报的爱,否则它们是不够的。善行也是一样。新教的立场并不是说善行不重要。它的意思是,充分去了解善行乃是信仰的相关物而不只是其前奏。如果一个人真的有信仰,善行会自然地流露出来,可是反过来却不一定;那就是说,善行并不必然导致信仰。保罗和路德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被驱策去对信仰作出强调,乃因为一连串可敬的善行被顽强地执行了,却并没有成功地转化他们的心。

信仰。信仰,在新教的概念中,并不单是指“相信”,亦即一种接受认为确定的知识却并没有建立在证据之上。它乃是一种整个自我的回应,以布鲁纳的话来说,“整个人格的一项整合的行为。”因此,它的确包含了心灵同意的活动——特别是坚信神有无限而无所不在的创造力—一可是这还不是它的全部。真正的信仰必须同时包括在爱和信任的感情活动,以及意欲成为神救赎之爱的工具的意志活动中。当新教说,，人被称为义——意思是,与他们的存在基础及他们的伙伴恢复正当关系——乃是要通过信仰;即是说如此的恢复,需要在心灵上、意志上和感情上,所有三方面的整个自我的活动。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们现在也逐渐以同样方式来了解信仰,这乃是我们这时代泛基督教运动力量的标志

甚至对于俗人来说,神秘主义也是一个实际的计划每一个生命的目的都应该是与神联合——通过神恩,真正的神化达到共享“神圣生活”的地步,这种以共享为可能的教义在希腊字就是theosis。当我们的命运是创造性地进入到三位一体的生命中,受无体止地周流在圣父,圣子和圣灵之间,朝向这个目标的活动,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一部分。因为只有在趋近越来越参与三位一体时,我们才能用我们整体的感情、灵魂和心灵去爱神,并且爱人如已。奥秘的神恩朝每一个人开放着而使个人的生命成为向荣光的朝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对全体基督徒共通的是,视教会为基督的奥体。正如同身体的各部分在共同福祉或病痛上是结合在一起的一样,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互相关联的。所有的基督徒都接受他们是“互相的成员”的教义;但是程度如何却是十分难以决定的,可以说东正教比罗马天主教或新教更认真地采取这样的看法。个别的基督徒配合着教会的其他成员做出他或她的救赎,而不是个别地去拯救一个个分离的灵魂。俄国东正教支派有一个说法大意是:“一个人可能单独地被诅咒,但却只能与别人一起得救。”而东正教更进一步,它认真地看待圣保罗的论调,把整个宇宙等着赎罪说成是:“在呻吟和阵痛中”。不仅个人的命运与整个教会结合在一起;它也有责任帮助把整个自然和历史的世界奉献给神。在创造中的一切事物的福祉,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每个个人的贡献或损坏的影响。

在大多方面东正教会是很接近罗马天主教的,因为他们大半部历史都由一个教会构成。他们遵守同样的七项圣礼,基本上完全像罗马教会一样地解释它们。在宣教权威上,虽有些不同,不过纵使如此,其前提也是相同的,若由人私自解释的话,基督教信仰就会分散成有争论性的主张和大量的不确定说法。教会的职责就是要确保这种情况不至于发生,而神使它能这样做;圣灵保住了教会的正式说法不会犯错误。这些都与罗马相同。不同的有两点。其一与程度有关。东正教会认为要全体意见一致的问题上,其数量比罗马教会少。原则上只有在经文上提到的问题才够得上资格,那就是说教会可以解释教义却不可以创始它们。
实际上,教会在实行她作为解释者的特权只有在七次大公会议(基督教各地代表共同讨论解释教义的大会)上,全部都是在公元787年之前召开的。也就是说东正教会认定,虽然一个基督徒必须相信的条款是明确的,但它们的数目比较起来是并不多,严格地说,大公会议所达到的全部决议,都包含在教条本身之中;除此之外没有需要对这类事件如炼狱、赦罪、童贞怀胎说或圣母升天等宣布成为教条,其中最后一项圣母升天由东正教引进,在实际上却没有把它宣布为教条。天主教徒则正面地看待这些教条,视之为教义的发展,而东正教徒则视它们为“创新”。把这种不同概括一下,我们可以说拉丁教会强调基督教教义的发展,而希腊教会则强调其延续性,主张教会在大公会议之外并不需要去运用它的宣教权威。加入了这项区别之中的,还涉及被称为“教诲权威”者,因为东方的经验没有像波洛( Bologna)和巴黎杰出的大学中心这样的特征。当我们要找形象来体现罗马天主教,我们就想到中世纪。对于东正教的相应形象就是教父。

公元12世纪以来,罗马天主教会的圣礼数目被固定为七项。它们与人生命中伟大的时刻和需要,有惊人的对应。人们出生、长大、结婚或完全把自己献身于某种生命目标,然后死亡。而同时,当他们误入歧途时就必须重新纳入社会中,而且他们必须要吃。圣礼提供了这些自然事体在精神上的对应物。由于出生把小孩带到自然世界中,施洗(把神第项特殊的恩典植于其灵魂之中)把婴儿引进到超自然的存在秩序中。当孩子长大到理性的年纪,需要增进其成熟的反省和负责的行为时,就要受坚信礼。通常在一个成人与另一位伴侣以神圣婚姻结合时,就到了人生庄严的时刻。或者在加入圣职时,他或她把自己整个的生命供奉给神。在生命结束的时候行病人的圣礼(涂油礼),闭上尘世的眼睛,为
灵魂的最后旅程作准备。
同时两个圣礼需要经常重复地做。其一是重归于好(告解)。由于天性,人无法不犯错而离开了正道。这些错失使我们有必要追随一定的步骤,通过它们让人回到人的社群和教会团体中来。教会教导人说,如果一个人在一个神的代表、一位教士面前对神悔罪,并且真诚忏悔,决心改过,他就会得到宽恕。神的宽恕要靠罪人的忏悔和真正的决心,可是教士并没有可靠的方法来决定其真假。如果忏悔者欺骗他或她自己以及教士,其所宣布的赦罪就不能运作。
天主教会的中心圣礼是弥撒,也称为圣餐礼,或主的晚餐。弥撒这词出自拉丁文missa,乃是动词“派遭”的一个形式。古代的礼拜仪式包含有两次遣散,一次是为那些对基督教有兴趣却没有受洗的,受洗礼是在领圣餐礼之前的,第二次乃是为正式通过入会的基督徒。由于弥撒是在这两次遣散之间的,这个仪式最先称之为missa,后来按照音译,就成了弥撒了。
弥撒的中心特征是重演基督最后的晚餐,在那次晚餐中,他给了门面包和酒,他说,“这是我为你们而流的血”。

显然地,它也并不是说天主教徒一定要接受教皇在政治上的观点。教皇可以犯错误,可以犯罪,他所主张的科学或历史意见可以是错的,他可以写出内容有误的书来。只有在信仰和道德的领域里,他是不谬的,就算在这两个领域上,也只有在作为教会最高导师和施法者正式发言,及界定一项所有成员都应遵守的教义的时候才是不谬的。对于信仰和道德的问题他和专家顾问谨慎研究之后,教会才带着答案出现在这类少有的情况下,严格地说不是一个答案,它就是唯一的答案。因为在这类情况下,圣灵会保护他使之免于错误的可能性。这些答案构成了教会的不谬教训,且对罗马天主教徒有约束力。

直到公元313年,教会都在罗马官方宗教的迫害中挣扎求存。在那一年它得到合法的承认,而与帝国中的其他宗教享受相同的权利。在世纪结束之前,380年,它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除了几次次要的分裂,诸如景教之外,它继续保持为一个统一的团体直到1014年。这意思是说教会大约有一半的历史都在实质上维持了一个机构。不过,1054年,它的第一次大分裂发生了,是在东部的东正教会与西部的罗马天主教会之间。分裂的原因很复杂——地理、文化、语言和政治以及宗教都牵涉到——不过我们无意在此详述。我们所关切的,是下一个大分裂,发生
在西方教会第16世纪的新教改革。新教主义顺着四个主要的路线走浸信教徒、路德教徒、加尔文教徒和圣公会教徒—一他们自己最近的统计数字显示,单在美国就再分成超过九百个派别之多。目前,泛基督教运动把这些派别中的某些派别又结合了起来。以这些极少的事实我们就着手我们真正的关注,即是试图去了解基督王国三大宗派的中心观点。先从罗马天主教会开始,我们必须限定在可能是了解此一宗派最重要的两个概念:教会作为宣教的权威,以及教会作为圣礼的媒介。

三位一体的神学学说到第4世纪才定下来,但是它所抓牢的经验却是早期教会的;的确,它们产生于那教会。作为完全成长了的犹太人,耶稣的门徒毫无疑问地肯认了雅威。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渐渐视耶稣为雅威在世上的延伸,而当他的生命和使命愈见生动的时候,他们开始在神圣的范围之内给予他的人格一个特殊的领域。这意思是说在他们的宗教形象中,他们现在能直接或通过圣子来理解神,虽然事实上两者是那么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其结果是一样的。接着就是五旬节带来第三次的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