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这二者不仅都揭示了思想和行为的各种可能性,而且,多种语言对照版的《圣经》把中世纪的拉丁语《圣经》所代表的上帝一家之言,改造成上帝多家之言。凭借印刷,上帝变成了英国人、德国人或法人,这完全取决于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现上帝的信息。这样的结果是加强了国家民族主义,同时削弱了经文的神圣权威。从18世纪到现在,人们对国家的爱取代了对上帝的爱,这完全可以是印刷带来的一个结果。例如,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基督徒鼓动发动的战争,完全是以捍卫国家利益的名义;上帝只好自己照料自己了。

如果没有阅读能力,我们无法处理自己的事情,因此我们很难想象拥有阅读能力在16、17世纪是多么的美妙和重要。具备阅读能力可以产生非常大的效力甚至是魔力,它可以将一个人从绞刑架上拯救出来。例如,在英国，一个能从《圣经》里读一句的罪犯只会受到在拇指上打烙印的处罚;不能读的则命运截然不同:“罪犯保尔能读,打上烙印处罚;罪犯威廉不能读,处以绞刑。”以上这个例子引自对两个罪犯的判刑记录。他们在1613年因抢劫苏塞克斯郡( Sussex)的公员家而被判刑。

在印刷激发起作家日益强烈且无须掩饰的自我意识的同时,它也在读者中创造出类似的态度,因为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一切人际交流都发生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甚至连阅读所采用的也是口语模式,一个读者大声朗读,其他人随后跟上。但自从有了刷的书籍之后,另一种传统便开始了:孤立的读者和他自已的眼睛。口腔无须再发声音,读者及其反应跟社会环境脱离开读者退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从16世纪至今,大多数读者人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他们不在旁边;若不行,则请他们保静。整个阅读的过程,作者和读者仿佛达成共谋,对抗社会
和社会意识。简而言之,阅读成为反社会的行为。

中国人和朝鲜人(他们在古登堡之前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当时可能有人,或者没人有天分看出活字印刷术的潜在价值,但他们肯定没有字母,即一个字母体系的书写方式。因此,他们的“魔鬼”又回去睡觉了,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墨西哥的原住民阿兹特克人( Aztecs)发明了轮子。后来,他们把轮子安装在儿童的玩具上,就以为它的潜在价值已经耗尽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至今仍然是个谜。

一部机器可以为我们提供崭新的时间概念,比如机械钟;或者空间和规模的概念,比如望远镜;或者知识的概念,比如字母;或者改善人类生物性能的可能性,比如眼镜。我们可以像詹姆斯·凯里一样大胆地说: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的意识结构被重新塑造,以便跟传播结构相匹配;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已经成为我们所制造的东西。

用阿瑟.凯斯特勒的话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发明家都是梦游者。或者我们也许可以称他们为“弗兰肯斯坦”1,而把这整个过程称作“弗兰肯斯坦综合征”( Frankenstein syndrome),即一个人为某个特定且有限的目的创造了一台机器,可一旦机器造好之后,我们却发现——有时候令人恐怖地、常常令人不舒服地、总是让我们吃惊地发现—一它有自己的主张;它不仅相当能够改变我们的习惯,而且一如英尼斯试图揭示的—还能够改变我们的思维习惯。

要理解那些影响是如何跟童年的起源和成长发生关系的,我们可以用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的学说作为指导。英尼斯强调说,传播技术的变化无一例外地产生了三种结果:它们改变了人的兴趣结构(人们所考虑的事情)、符号的类型(人用以思维的工具),以及社区的本质(思想起源的地方)。简单来说,每部机器都代表着一个想法或各种各样想法的混合物。然而,它们首先并不是那种导致发明者构想出一部机器的想法。

有一种人抄写别人的作品,依样画葫芦,不做任何添加和改变,这种人仅仅被称作“抄写员”………·另一种人抄写别人的作品,添加一些别人的意见,他被称作“汇编者”……另一种人既抄写别人的作品,也写自己的,但以别人的作品为主,添加一些自己的解释,他则被称作“评注者”……还有一种人既写自已的作品,也写别人的,但以自己的作品为主,加别人的是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这种人,应该被称为“作家”。

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她指出,因为印刷使一个人说的话和写的著作得以万世流芳,从而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和普遍的自我观念。印刷机恰似一部时间机器,很容易跟H·G·韦尔斯(H.Gwell)的小发明一样富有影响力,让人感到好奇。像另一部了不起的时间机器——机械钟一样,印刷机捕捉住了时间,使之为人类服务,也改造了时间的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它改变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但是,刘易斯·芒福德2认为,钟表消灭“永恒”这个人类动态的度量和关注点,但印刷机又使“永恒得以恢复。印刷把现在和永远连接了起来,它将个人的观点带一个未知的王国。随着印刷机的发明,水恒的问题可以通过个人的声音获得满足,而不需要一个社会集合体。

简单地说,所发生的一切意味着“文化人”( Literate man)已经诞生了。由于他的到来,儿童便被留在了身后。在中世纪,年幼者和年长者都不识字,他们的事情局限在这里和现在,用芒福德的话来说,是“此时此地”。这正是当时不需要有儿童概念的原因所在,因为人人共享同样的信息环境,因此生活在同样的社会和知识世界里。当印刷开始大行其道时,显然需要创造一个新型的成年。自从有了印刷术,成年就变得需要努力才能挣来了。它变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成就,但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成就。自从有了印刷术,未成年人必须通过学习识字、进入印刷排版的世界,才能变成成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接受教育。因此,欧洲文明重新创造了学校,从而使童年的概念也变成社会必需的了。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们绝不能低估语言从耳朵转移到眼睛、从口语转移到排版这个过程对人类心理造成的撞击。能够看到自己的语言持久存在、反复印刷,而且以标准的形式出现,这使人类与语言产生了最深厚的关系。今天,我们完全生活在一个书面语言的世界里,如果没有阅读能力,我们无法处理自己的事情,因此我们很难想象拥有阅读能力在16、17世纪是多么的美妙和重要。具备阅读能力可以产生非常大的效力,甚至是魔力,它可以将一个人从绞刑架上拯救出来。

在印刷激发起作家日益强烈且无须掩饰的自我意识的同时，它也在读者中创造出类似的态度,因为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人际交流都发生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甚至连阅读所采用的也是口语模式,一个读者大声朗读,其他人随后跟上。4但自从有印刷的书籍之后,另一种传统便开始了:孤立的读者和他自己的眼睛。口腔无须再发声音，读者及其反应跟社会环境脱离开来，读者退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从16世纪至今,大多数读者对别人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他们不在旁边;若不行,则请他们保持安静。整个阅读的过程,作者和读者仿佛达成共谋,对抗社会参与和社会意识。简而言之,阅读成为反社会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