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图画和故事主宰的文化对成年人会有什么影响？一个完全以现在为中心的、不能揭示时间的持续性的媒介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一个郑重放弃概念的复杂性而只强调人物个性的媒介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一个只注重眼下的情绪反应的媒介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已知的世界和未知的世界是通过好奇来连接的，但好奇大半发生在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是分离的，儿童必须通过提问寻求进入成人的世界。由于媒介将两个世界合二为一，保持秘密所产生的张力在谜底被揭开时势必减弱，所以好奇的演算方法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好奇被愤世嫉俗——或者更糟——被狂妄自大所取代。于是，我们的孩子不能依靠有权威的成人，而是依赖不知从哪里来的新闻来获取知识。我们的孩子还没有提问，就被给予一大堆的答案。简言之，我们身边没有儿童了。

图画要求我们诉诸感情，而不是理智。它们要求我们去感觉，而不是思考。这就是为什么鲁道夫·阿恩海姆在反思图像革命和预期它在电视上的大量表现时曾经警告说，它很可能对我们的头脑有催眠作用。“我们绝不能忘记，”他写道，在过去，人类不能把直接经验传递给别人，这使得使用语言成为必须，同时也迫使人类的头脑开发概念。为了描述各种各样的东西，人类必须从具体中衍生出一般、笼统的概念；人类必须选择、比较、思考。然而，当传播通过用手指比画即可实现时，我们的嘴巴沉默了，写作的手也停下来了，因此头脑便开始萎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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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印刷不仅创造了新的收集数据的方法和来源,而且极大地增加了大陆范围内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其次,标准化的印刷形式导致了统一的数学符号,包括用阿拉伯数字取代罗马数字。因此,伽利略可以把数学称作“自然的语言”,并且自信其他科学家也能使用和理解这种语言。此外,标准化的印刷大半消除了文本中的模糊不清,并减少了图解、图表、表格和地图上的错误。印刷使直观教具现成可用,这样也使大自然显得更加千篇
律,因此更通俗易懂。
通过不同的方言,印刷还导致了科学思想的普及。

这二者不仅都揭示了思想和行为的各种可能性,而且,多种语言对照版的《圣经》把中世纪的拉丁语《圣经》所代表的上帝一家之言,改造成上帝多家之言。凭借印刷,上帝变成了英国人、德国人或法人,这完全取决于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现上帝的信息。这样的结果是加强了国家民族主义,同时削弱了经文的神圣权威。从18世纪到现在,人们对国家的爱取代了对上帝的爱,这完全可以是印刷带来的一个结果。例如,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基督徒鼓动发动的战争,完全是以捍卫国家利益的名义;上帝只好自己照料自己了。

如果没有阅读能力,我们无法处理自己的事情,因此我们很难想象拥有阅读能力在16、17世纪是多么的美妙和重要。具备阅读能力可以产生非常大的效力甚至是魔力,它可以将一个人从绞刑架上拯救出来。例如,在英国，一个能从《圣经》里读一句的罪犯只会受到在拇指上打烙印的处罚;不能读的则命运截然不同:“罪犯保尔能读,打上烙印处罚;罪犯威廉不能读,处以绞刑。”以上这个例子引自对两个罪犯的判刑记录。他们在1613年因抢劫苏塞克斯郡( Sussex)的公员家而被判刑。

在印刷激发起作家日益强烈且无须掩饰的自我意识的同时,它也在读者中创造出类似的态度,因为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一切人际交流都发生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甚至连阅读所采用的也是口语模式,一个读者大声朗读,其他人随后跟上。但自从有了刷的书籍之后,另一种传统便开始了:孤立的读者和他自已的眼睛。口腔无须再发声音,读者及其反应跟社会环境脱离开读者退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从16世纪至今,大多数读者人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他们不在旁边;若不行,则请他们保静。整个阅读的过程,作者和读者仿佛达成共谋,对抗社会
和社会意识。简而言之,阅读成为反社会的行为。

中国人和朝鲜人(他们在古登堡之前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当时可能有人,或者没人有天分看出活字印刷术的潜在价值,但他们肯定没有字母,即一个字母体系的书写方式。因此,他们的“魔鬼”又回去睡觉了,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墨西哥的原住民阿兹特克人( Aztecs)发明了轮子。后来,他们把轮子安装在儿童的玩具上,就以为它的潜在价值已经耗尽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至今仍然是个谜。

一部机器可以为我们提供崭新的时间概念,比如机械钟;或者空间和规模的概念,比如望远镜;或者知识的概念,比如字母;或者改善人类生物性能的可能性,比如眼镜。我们可以像詹姆斯·凯里一样大胆地说: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的意识结构被重新塑造,以便跟传播结构相匹配;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已经成为我们所制造的东西。

用阿瑟.凯斯特勒的话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发明家都是梦游者。或者我们也许可以称他们为“弗兰肯斯坦”1,而把这整个过程称作“弗兰肯斯坦综合征”( Frankenstein syndrome),即一个人为某个特定且有限的目的创造了一台机器,可一旦机器造好之后,我们却发现——有时候令人恐怖地、常常令人不舒服地、总是让我们吃惊地发现—一它有自己的主张;它不仅相当能够改变我们的习惯,而且一如英尼斯试图揭示的—还能够改变我们的思维习惯。

要理解那些影响是如何跟童年的起源和成长发生关系的,我们可以用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的学说作为指导。英尼斯强调说,传播技术的变化无一例外地产生了三种结果:它们改变了人的兴趣结构(人们所考虑的事情)、符号的类型(人用以思维的工具),以及社区的本质(思想起源的地方)。简单来说,每部机器都代表着一个想法或各种各样想法的混合物。然而,它们首先并不是那种导致发明者构想出一部机器的想法。

有一种人抄写别人的作品,依样画葫芦,不做任何添加和改变,这种人仅仅被称作“抄写员”………·另一种人抄写别人的作品,添加一些别人的意见,他被称作“汇编者”……另一种人既抄写别人的作品,也写自己的,但以别人的作品为主,添加一些自己的解释,他则被称作“评注者”……还有一种人既写自已的作品,也写别人的,但以自己的作品为主,加别人的是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这种人,应该被称为“作家”。

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她指出,因为印刷使一个人说的话和写的著作得以万世流芳,从而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和普遍的自我观念。印刷机恰似一部时间机器,很容易跟H·G·韦尔斯(H.Gwell)的小发明一样富有影响力,让人感到好奇。像另一部了不起的时间机器——机械钟一样,印刷机捕捉住了时间,使之为人类服务,也改造了时间的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它改变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但是,刘易斯·芒福德2认为,钟表消灭“永恒”这个人类动态的度量和关注点,但印刷机又使“永恒得以恢复。印刷把现在和永远连接了起来,它将个人的观点带一个未知的王国。随着印刷机的发明,水恒的问题可以通过个人的声音获得满足,而不需要一个社会集合体。

的确如此。印刷意味着一个放慢速度的头脑,电子则意味着一个加快速度的头脑。这种情况的后果之一,显然布莱辛顿没有注意到,就是电视使我们的文化向“娱乐化”的方向发展。他所说的“距离”,其实是指文字说明所倡导的思想渐慢的过程和视觉娱乐节目所要求的快速反应之间的区别。不言而喻,像《芝麻街》这样的节目在黄金时段播出之所以受到成人和儿童的欢迎,不是因为所谓的教育功能，而是因为，简言之，它一流的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