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我那陋室虽不够舒适,却是我一九四四年离开重庆去乐山上二年级之后,真正和妈妈一起过自己的日子,吃自己想吃的“小锅饭”,喜怒哀乐可以如此单纯,幸福的团聚。

过了几天,他写了一封长信来,说他刚看了《居里夫人传》电影,感动得流下热泪,很钦佩她的毅力与坚忍不懈的努力。他信上写人的理想,应有计划、有步骤去实现;先决定生活的重心,讲求效率,节省精力,甚至于无意义的交谈亦应当尽量减少。
这样的人生态度是我过去从未听过的,这样的宣示,伴随着强烈的爱情语言,在当年仍是文艺青年的我读来,是“很不一样”,甚至很有趣的。将近六十年共同生活之后,我整理一生信件时重读,才恍然明白自己当年对现实人生之无知。在我们相识之初,他已清晰地写下他处世为人的态度,和我敏感、好奇,耽于思虑,喜好想象的天性是很不同的。但是,吃够了自己“多愁善感”的苦,处在困境中的我,心中也佩服别人的理智与坚强,甚至是愿意得到那样的保护吧。

许多年后我教英国文学史时,每读到十三世纪比德(Bede)的《爱德温皈依记》(The Conversion of King Edwin),念到他们形容信奉基督教前后的景况就如飞进宴饮大厅的麻雀,厅里有炉火有食物,飞出去则只有寒冷和朔风,正如我一人在台初期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