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我那陋室虽不够舒适,却是我一九四四年离开重庆去乐山上二年级之后,真正和妈妈一起过自己的日子,吃自己想吃的“小锅饭”,喜怒哀乐可以如此单纯,幸福的团聚。

过了几天,他写了一封长信来,说他刚看了《居里夫人传》电影,感动得流下热泪,很钦佩她的毅力与坚忍不懈的努力。他信上写人的理想,应有计划、有步骤去实现;先决定生活的重心,讲求效率,节省精力,甚至于无意义的交谈亦应当尽量减少。
这样的人生态度是我过去从未听过的,这样的宣示,伴随着强烈的爱情语言,在当年仍是文艺青年的我读来,是“很不一样”,甚至很有趣的。将近六十年共同生活之后,我整理一生信件时重读,才恍然明白自己当年对现实人生之无知。在我们相识之初,他已清晰地写下他处世为人的态度,和我敏感、好奇,耽于思虑,喜好想象的天性是很不同的。但是,吃够了自己“多愁善感”的苦,处在困境中的我,心中也佩服别人的理智与坚强,甚至是愿意得到那样的保护吧。

许多年后我教英国文学史时,每读到十三世纪比德(Bede)的《爱德温皈依记》(The Conversion of King Edwin),念到他们形容信奉基督教前后的景况就如飞进宴饮大厅的麻雀,厅里有炉火有食物,飞出去则只有寒冷和朔风,正如我一人在台初期的感觉。

所以我写这三个年轻的生命,不死于入侵敌人手,却死于胜利后自己同胞之手,苦难的中国何日才能超脱苦难的血腥、对立仇恨,能允许求知的安全和思想的自由?如此,他们的血即不白流……

女儿回说:“大学教育有什么用?专门读书有什么用?一点不能和现实结合起来。”父亲说:“一个人不读书怎么能懂得世界上的事情,怎么晓得分辨对与不对?人对于问题的看法完全要靠他的脑筋来判断,而脑筋不经过读书怎么训练?”

在地狱第二层中,听狂风疾卷中的情人—保罗和芙兰切丝卡的故事,诗人但丁写着:“为此,我哀伤不已,刹那间像死去的人,昏迷不醒,并且像一具死尸倒卧在地。”使我在日后得以懂得西方文学与艺术中不断重复的罪恶与爱情,其源自《神曲》的种种诠释。

吴宓老师用毛笔写了两页英文大纲,并且加上一句中文:“佛曰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告诉我,要朝一种超越尘世之爱去想,去爱世上的人,同情、悲悯,“爱”不是一两个人的事。

我们在一棵大树桩上坐下。他开始轻声吹口哨,原有的鸟声全停,他继续吹口哨,突然四周树上众鸟齐鸣,如同问答,各有曲调似乎有一座悬挂在空中的舞台,各种我不知道名字的乐器,在试音,定调,总不能合奏,却嘹亮如千百只云雀、夜莺,在四月的蔚蓝天空,各自竞说生命的不朽—随生命而来的友情、爱情,受苦和救赎……如上帝点醒我,在这四月正午的林中地,遇到了我愿意喊万岁的天籁。

济慈的诗只有《秋颂》是我乐于与人分享的,它是温暖、认命成熟完美的诗篇。麦子收割后的田垄,呈现季节的自然悸动,傻蜜蜂在夏末迟凋的花间,以为夏日永无止境,而蟋蟀低唱,燕子绕空飞鸣,秋已深了——达到了完成之境( completion)。

朱老师再上课时,对我们的处境一字不提,开始进入第二首济慈诗《夜莺颂》的讲解。他说,世人读过雪莱的《云雀之歌》再读这《夜莺颂》,可以看到浪漫时期的两种面貌,以后你读得愈多愈不敢给 Romanticism一个简单的“浪漫”之名。济慈八岁时父亲坠马死,十四岁时母亲肺病死,二十四岁时,在病重的弟弟病榻旁,面对渐逝的生命,悲伤无助,尝试在艺术中寻求逃离人生之苦,遂构思此诗。在温柔之夜听夜莺之歌,如饮鸩毒而沉迷,如尝美酒而陶醉,然而夜莺必不知道人间疾苦:“Here, where men sit and hear each other groan.(这里,我们对坐悲叹的世界。)诗人坐在花果树丛,“在黑的浓郁芳香中倾听,在夜莺倾泻心灵欢欣的歌声中,迎向富足的死亡,化为草泥”。( Still wouldst thou sing, and I have ears in vain-To thy high requiem become a sod.")
阅读和背诵这首《夜莺颂》都不是容易的事,济慈的心思出入于生死之间,诗句长,意象幽深丰富。相较之下,读雪莱《云雀之歌》则似儿歌般的轻快了。此诗之后,又读三首济慈小诗:《惧诗未尽而死亡已至》( When I have fears that I may cease to be/ Before my pen has glean'd my teeming brain)另一首,《为何欢笑》( Why did I laugh tonight? No voice will tell)和《星辰啊,愿我如你恒在》( Bright star, would I were stedfast as thou art)在这短短的两个月中,我经历了人生另一种境界,对济慈的诗,有心灵呼应的知己之感。

当然,最强烈的原因是我先读了雪莱的《云雀之歌》,再读到济慈的《夜莺颂》( Ode to a Nightingale),忘记了朱老师英文中的安徽腔,只看到人生万万千千的不同。多年之内一再重读,自己上讲台授课,读遍了能读到的反响,深深感到人生所有“不同”都可由《云雀之歌》的欢愉、《夜莺颂》的沉郁中找到起点。命运、性格、才华,人生现实亦环环相扣,雪莱那不羁的灵魂,一面高飞一面歌唱,似星光银亮与明月的万顷光华,像甘霖,像流萤,像春日急雨洒上大地,而我们在人间,总是瞻前顾后,在真心的笑时也隐含着某种痛苦。诗
人说:“我若能得你歌中一半的欢愉,必能使世人倾听!”

终于,这些狂炸我们八年的日本人,也尝到自己家园被别人毁灭的痛苦,也知道空中灾祸降临的恐怖了。自侵占东北以来,他们以征服别人为荣,洋洋自得地自信着,他们家乡的樱花秋叶永远灿烂,却驱赶别的民族辗转沟壑,长年流离!
我也无言无语,沉痛而欢欣地站在那石柱之前,想象一千八百架轰炸机临空时遮天蔽的景象,似乎听到千百颗炸弹落地前尖锐的呼啸,爆炸前灼热的强风,房屋的倒塌和焚烧,地面土石崩溅的伤害…啊,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死亡在日光月明的晴空盘旋,降下,无处可以躲藏。
那些因菊花与剑而狂妄自信的男人,怎样保护那些梳着整齐高髻、脸上涂了厚厚白粉、大朵大朵花和服上拴着更花的腰带穿着那种套住大脚趾的高跷木屐的女人,踢踢踏踏地跑呢?有些女人把在中国战场战死的情人或丈夫的骨灰绑在背袋里火海中,这些骨灰将被度焚烧。
上课钟把我们带回现实人生,从石柱走向右排配殿第二间教室,又接续着背雪莱那首和我们完全不同的太平世界里优美的《沮丧》。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若能像他那样在往复的海浪声里死亡,是多么美丽。
朱老师上课相当准时,他站在小小的讲台前面,距我们第一排不过两尺。他进来之后,这一间石砌的配殿室即不再是一间教室,而是我和蓝天之间的一座密室。无漆的木桌椅之外,只有一块小黑板四壁空荡到了庄严的境界,像一些现代或后现代的studio。心灵回荡,似有乐音从四壁汇流而出,随着朱老师略带安徽腔的英国英文引我们进入神奇世界。也许是我想象力初启的双耳带着双眼望向窗外浮云的幻象,自此我终生爱恋英文诗的声韵,像山峦起伏或海浪潮涌的绵延不息。英文诗和中国诗词,于我都是一种感情的乌托邦,即使是最绝望的诗也似有一股强韧的生命力。这也是一种缘分,曾在生命某个飘浮的年月,听到一些声音,看到它的意象,把心拴系其上,自此之后终生不能拔除。

那就是我最早的青春岁月的场景。死亡可以日夜由天而降,但幸存者的生命力却愈磨愈强,即使只有十七八岁,也磨出强烈的不服输精神,也要发出怒吼。

家眷搭军车,学生则是有车坐车,无车徒步走。从桂林到贵州,再由九弯十八拐的鸥姆坪往四川去,我真正看到了险山峻岭和人用卑微的双足攀越时的艰辛。
自离开南京到四川自流井静宁寺,整整一年。颠沛流离有说不尽的苦难,但是不论什么时候,户内户外,能容下数十人之处,就是老师上课的地方。学校永远带着足够的各科教科书、仪器和基本设备随行。
我今天回想那些老师随时上课的样子,深深感到他们所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希望和信心。他们真正地相信“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除了各科课程,他们还传授献身与爱,尤其是自尊与自信。

孙元良将军,黄埔一期毕业生,北伐、抗日时正规军军长,兵团司令,南征北讨半生。他在逝世前接受胡志伟的访问中,回忆抗战时的逃难情景,有大场面的描写和检讨:
我们(抗战初起时)实行焦土抗战,鼓励撤退疏散,然而对忠义的同胞没有作妥善的安置,对流离失所的难民没有稍加援手,任其乱跑乱窜,自生自灭,这也许是我们在大陆失却民心的开始吧!我从汉中长途行军回援贵州时,发觉满山遍野都是难民大军——铁路公路员工及其眷属,流亡学生与教师,工矿职工和家眷,近百万的军眷,溃散的散兵游勇及不愿作奴隶的热血青年,男女老幼汇成一股汹涌人流,随着沦陷区的扩大,愈裹愈多。他们对敌军并无杀伤力,对自己的军队却碍手碍脚。这股洪流的尾巴落在敌军的前面,其前锋却老是阻塞住国军的进路。道路上塞了各式各样的车辆——从手推车到汽车应有尽有,道路两旁的农田也挤满了人,践踏得寸草不留,成为一片泥泞。车辆不是抛了锚,就是被坏车堵住动弹不得。难民大军所到之处,食物马上一空,当地人民也惊慌地加入逃难行列。入夜天寒,人们烧火取暖,一堆堆野火中夹杂着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与儿童啼饥号寒的悲声,沿途到处是倒毙的肿胀尸体,极目远望不见一幢完整的房屋,顿生人间何世之感,不由得堕入悲痛惊愕的心境,刚劲之气随之消沉,对军心士气的打击是不可低估的。